編者按 歷史是一面鏡子，也是最好的教科書，可以通古今之變化，知國家之興替。用歷史眼光觀照軍事改革，可以使我們借鑒前人改革成功的經驗，汲取前人改革失敗的教訓，在面對國防和軍隊改革中的險灘暗礁時更加淡定從容。從今天起，本刊“讀史札記”欄目推出著名軍史專家、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徐焰教授撰寫的“軍事改革古今談”系列文章，供讀者學習參考。

縱觀人類發展史，戰爭始終與之相伴。窮兵黷武固然會使國家遭受災難，但國家強盛都離不開有一支強大軍隊。古往今來，世界上出現了許多軍事強國，卻往往“各領風騷數百年”，盛衰輪替。如成吉思汗及其子孫以武功創造了古代頭號軍事帝國，不過一二百年就走向頹敗並四分五裂。1776年美國宣布獨立時隻有300萬人口和民兵武裝，在20世紀就成為世界軍事頭強。操縱著這一歷史變幻的巨手，就是國家和軍隊能否進行改革。僵則死，變則通，古今一理。

人類的建軍史，就是在社會進化中不斷變革發展。原始社會就有頻繁的部落間厮殺，不過還沒有軍隊。距今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遺址”，那是原始母系社會時的部落寨子。筆者到訪時特別注意到，部落周圍修挖有很深的壕溝，其主要目的已不是對付野獸，而是防范相鄰部落，而石刀、石斧和弓箭既是狩獵工具又是同類搏殺的武器。那時所有部落成年男子都要參加厮殺，生產者同戰斗員合一，部落首領又兼搏斗指揮。

原始社會解體后出現了最早的國家政權，才有真正意義上的戰爭和軍隊。傳說中的夏朝和有甲骨文記載的商朝，都是奴隸制國家。那時國家形態還不完善，國王相當於一個部落聯盟頭領，例如大禹領導黃河沿岸部落治水成功就被推為頭領。國王一般都充當征戰統帥，大臣文武不分。夏、商時對外征戰為維持政權所必需，這一能使周圍部落臣服，二能抓捕俘虜。那裡出戰的概念等同打獵，不過抓獲的目標是人，這是國內奴隸的主要來源。

有不斷對外征戰的需求，就必須建立軍隊。不過從考古成果看，夏商周三代常備軍極少，即隻常設國王衛隊，大都由貴族和上層平民子弟組成。自由民中的男性青壯年亦兵亦農，即戰時當兵、平時務農，奴隸們隻被驅使干活而不服兵役。

河南安陽殷墟考古時發現了一座“婦好”墓，是公元前12世紀商王武丁妻子的陵穴。從墓中甲骨文記載中可看到這個王后有3000士兵，因此后人稱她可算作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女將軍。有一次武丁還讓婦好統率士兵1.3萬人出征，約佔商朝軍隊的一半略多。

商朝調集兵力通常選擇在秋收之后，即在平民完成收獲之時，這樣突遇緊急情況兵力就不夠。被周朝妖魔化的商紂王其實是很能干的統帥，他對外征伐捕俘最多，並送到首都朝歌（今河南鶴壁市淇河邊）為奴。周武王以主力“虎賁三千”（即馬拉戰車的部隊）來襲時，紂王原來不多的常備軍正遠征“東夷”，倉促間集合朝歌城內的奴隸去抵抗，而這些仇恨商紂的人怎肯賣力？他們在牧野戰場倒戈暴動，這就導致了殷商覆沒。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西周以前朝為戒，在各統治中心修筑堅城。不過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而余糧很少，朝廷養不起很多脫產人員，西周除宮廷衛隊（禁軍）外，自由民平時生產，遇戰事或“秋狩”才把青壯年編入軍隊操練或出征，奴隸仍不能當兵。周鼎金文記載，周軍最大建制為“師”，轄2500士兵和100輛戰車，鼎盛時有22個師，在平時多是空額。

西周寓兵於民的兵農合一制，應急時又暴露出致命缺陷。公元前841年朝廷與民爭山林之利發生“國人暴動”沖擊王宮，周厲王隻有少數衛兵無法鎮壓，隻好棄國出逃。此后王室更加衰弱，諸侯卻財力增強能聚集較多常備兵，於是周王建立了最早的預警動員系統——烽火台，靠白天放煙、夜間點火調動下屬來援。可嘆幽王為寵姬褒姒搞了“烽火戲諸侯”，西北犬戎進攻鎬京（今西安）時，烽燧發出警報被視為如同“狼來了”的游戲。因諸侯不來救援，幽王喪命，中國古代最早的繁華首都鎬京被焚掠成一片廢墟，其子平王東遷洛陽后進入了東周列國時期。

古人將昏君的典型，稱為“名之曰幽厲”。厲王、幽王昏聵的重要表現，就在於不變革軍隊動員體制而任其僵化廢弛。進入東周后史稱“春秋”時期，諸侯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組織起以戰車兵為骨干的軍隊，中國戰爭舞台上也以常備軍為主進行交鋒。有專職軍隊的建立發展，才有條件推動作戰藝術和武器制造業不斷進步，古代兵學的燦爛瑰寶也在春秋時放射出光芒。（徐 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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