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能不能領導內行？這是一道可以千古爭論，但千古也不會有定論的問題。以將道標准來衡量，一名毫無軍事經驗的成功商人當選將軍多少有點荒謬。但作為大哲學家的蘇格拉底，對為將之道的思考與回答，絕非僅是搪塞或安慰競選失敗者。

古希臘時期，雅典的將軍由公民選舉產生。在一次競選中，最終獲勝的不是那些久經沙場、戰功顯赫的軍中驍勇，而是一位頗具影響力的成功商人。

一位落選者實在想不通，雅典人為什麼要推選一個毫無軍事經驗的商人擔任將軍，於是就向蘇格拉底傾訴。他痛斥選民無知，歷數自己的戰功，把滿身戰傷展示給蘇格拉底看。蘇格拉底在沉思之后，有幾分同情又略帶遺憾地回答說：“一個在私人事業上非常成功的人，也許最具有贏得戰爭的領導素質。”那位當選將軍的成功商人姓氏名誰、指揮了哪些戰役、取得了什麼戰績，已無據可考。但蘇格拉底所說的“領導素質”則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作為軍事統帥應具備的基本素養，包括戰略眼光、思維品質、情操胸懷、意志品德等。這些素養的培養、生成和外化運用就構成了為將之道。蘇格拉底對傾訴者的遺憾，也是在嘆息他徒有軍人之勇，卻無為將之道。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古今中外，對將帥籌劃指導戰爭、統兵打仗的能力素質要求莫不力求完美，甚至近似苛刻。以將道標准來衡量，一名毫無軍事經驗的成功商人當選將軍多少有點荒謬。但作為大哲學家的蘇格拉底，對為將之道的思考與回答，絕非僅是搪塞或安慰競選失敗者。

為將之道，首先要有戰略眼光，能夠理解和把握未來戰爭走向，並把這種理解和把握上升為軍事戰略。在軍事和戰爭史上，具有戰略眼光的“外行”並不鮮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交戰國的許多政治家、軍事家普遍認為戰爭會在短時間內結束。法軍從最高統帥到普通士兵普遍認為戰爭一定是短期的，而且充滿了快速的運動戰。但戰爭中人們期待的快速運動戰沒有出現，把戰爭雙方拖得精疲力竭的是在一層層一道道塹壕裡展開的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凡爾登絞肉機”的慘烈，更是出乎許多將帥和軍事家的意料。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早在1897年，波蘭籍銀行家兼經濟學家布羅赫就已經從戰爭與經濟的關系，對未來戰爭作過十分精准的預測。他在《技術、經濟、政治關系中的未來戰爭》一書中認為，由於文明的進步和工業的潛力，戰爭會變得持久和具有整體性，戰場上的決斗將變成工廠、技術和資源的較量，兵力的重要性退到了第二位，並且由於科技的進步和武器殺傷力的增強，將軍和士兵會變成純粹的屠殺機器和被屠殺的對象。

一戰的進程和結局與布羅赫的預測高度吻合。遺憾的是，布羅赫不是軍事將領，他不能把對未來戰爭的理解上升為軍事戰略。更遺憾的是，那些掌握著戰略制定權的職業軍事將領，不少人恰恰缺少布羅赫的戰略眼光，缺少對未來戰爭的理解。

作為將帥，最致命的缺點是眼界狹窄，而專業依賴則是導致眼界狹窄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多年前，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研究伯羅奔尼撒戰爭時就發現，決策者常犯的錯誤之一就是把自己的選擇范圍看得太窄。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軍的“施利芬計劃”就屬於典型的例子。從純軍事角度來看，“施利芬計劃”可以說是一份新穎、大膽的兩線作戰計劃，反映出一種以劣勝優的新思路。計劃的最初制定者施利芬元帥，雖曾位居德軍總參謀長的高位，但他的思維眼界卻始終沒有超越軍事領域。他不僅不懂政治，甚至厭惡政治，一生隻考慮軍事問題，或者說隻從軍事角度考慮問題。在“施利芬計劃”中，他對破壞中立國的國際地位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以及戰爭對國內經濟水平的要求考慮甚少，結果這些都成為導致德國一戰戰敗的重要原因。

一戰結束時，法國總理克雷孟梭曾感慨地說：“戰爭是一件太嚴重的事情，不能委之於將軍。”這話從字面上看有失偏頗，但從軍事家的為將之道上講，卻有幾分道理，那就是將帥不能隻懂軍事不知其他，更不能隻談軍事不顧其他。

信息時代，自主無人技術、網絡攻防技術、大數據處理技術、高超聲速技術等顛覆性技術快速發展，大量新機理武器裝備正運用於戰場，軍隊呼喚越來越多的專家型人才。對將帥來講，則要求更高，既要有敏銳的政治遠見，又要有高超的軍事才能;既要懂得政治戰略，又要諳熟軍事戰略。面對瞬息萬變的戰場，更要有敏銳的洞察力、果斷的決策力、精准的掌控力。

今天，這些將帥必備的能力素質絕非僅靠軍事領域的努力就能獲得。它需要將帥們站在更高的視野，廣泛涉獵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等多領域的知識，不斷創新和探索，並做到融會貫通，才能最終鑄就贏得戰爭的領導素質。（宋永健、薛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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