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英雄張富清再次穿上軍裝，精氣神依然十足。穆可雙 攝

解放戰爭時期，張富清立功時的報功書。穆可雙 攝

張富清榮獲的“人民功臣”軍功章（左）和一枚紀念章。穆可雙 攝

張富清與老伴孫玉蘭相依相伴幾十年，一直過著簡朴的生活。穆可雙 攝

雖已95歲高齡，張富清依然堅持讀書看報，圖為張富清閱讀《中國國防報》。穆可雙 攝

引子

這個家面積不大，80多平方米，黃色的油漆牆，斑駁褪色，但窗明幾淨，井井有條。陽台上的一盆盆花，整齊得像一列士兵。

坐在舊沙發上的張富清老人，面色紅潤，衣著整潔，一條空空的褲管，用橡皮筋扎著。褲子的顏色，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大江南北常見的那種藍。

交談時，老人思路清晰，手勢有力，看不出已95歲高齡。他的左手，常握住那截短短的褲管，也許是支撐身體，也許是88歲時因病失去這條左腿，至今仍未適應。

他愛笑。一笑，光潔的臉龐瞬間挂滿孩童般的爛漫，如清澈的湖水泛起漣漪。不笑時，目光裡依然透著軍人的凜然。

解放戰爭中，張富清炸毀、攻佔敵4座碉堡，先后榮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被西北野戰軍記“特等功”，兩次被授予“戰斗英雄”稱號，1950年獲西北軍政委員會頒發的“人民功臣”獎章。

新中國成立第6年，他轉業到湖北省來鳳縣工作，此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獻。立功的事，老伴不知道，兒女們不知道，孫輩們更不知道——“隻知道他當過兵”。

2018年底，因國家開展退役軍人信息採集工作，張富清不得不拿出証書獎章，意外成為“網紅”。

面對記者，一提起犧牲的戰友，老人就哽咽：“太多了！他們才是英雄，他們才是功臣！我有啥好顯擺的……”他用手抹去淚水，老伴孫玉蘭忙遞上紙巾。

採訪鮐背之年的老英雄，如同面對一部浩瀚的大書，滿心敬惜，卻不知從哪一頁讀起。當你慢慢讀過去，能看到千軍萬馬、波瀾壯闊，能體悟為什麼“共和國是紅色的”。

“解放”，明白為誰打仗

張富清出生在陝西省洋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父親早逝，大哥夭折，母親帶著他們兄妹3人艱難度日。因為生活困難，張富清長到21歲時還很瘦小。

1945年，家裡唯一的壯勞力二哥被國民黨抓走當壯丁，打長工的張富清用自己換回二哥。因為羸弱，他被關押近兩年，后被迫加入國民黨軍隊當雜役，目睹其種種劣行。

1948年3月，瓦子街戰役中，被“解放”的他沒有選擇回家，而是主動要求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西北野戰軍第2縱隊359旅718團2營6連一名戰士。

換上新軍裝，一個嶄新的世界，在他面前徐徐展開。

國民黨官兵又搶又賭，團長一夜能賭輸全團的軍餉。而解放軍“很仁義、很規矩”，從不拿老百姓東西，借什麼一定歸還，損壞了賠新的﹔如果老百姓不願意借，決不勉強……

張富清從小就聽說過共產黨、向往過共產黨。親眼看到的一個個細節，讓他震撼：竟然和傳說中的一模一樣！

“讓老百姓耕者有其田、過上好日子，這就是我盼的！”兩支迥然不同的軍隊對比強烈，讓“解放戰士”張富清下定決心：“我要為窮苦人去打仗！”

“一加入解放軍，我就沒怕過死。”入伍后，正趕上西北野戰軍軍事政治整訓，時間不長，瘦小的張富清精神面貌大變。

勇氣與意志，源自真槍真刀的磨煉。他發現，連隊每次執行任務，共產黨員敢沖鋒、敢硬拼，不猶豫、不躲閃——他真心欽佩這些“老同志”。

壺梯山一役，是張富清走向英雄之路的“成人禮”。

1948年7月，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整編第36師向北攻擊，進至陝西澄城以北馮原鎮、壺梯山地區后，因發現我軍設伏，迅即就地構筑工事，轉入防御。

位於馮原鎮的壺梯山，長約7公裡，地形險要，守軍敵第28旅第82團構筑了一個個暗堡，企圖成為“啃不爛”的骨頭。

第2縱隊啃的正是這塊骨頭。暗堡前，戰友一個個倒下。“我去炸掉它！”張富清報名參加突擊組。

壺梯山暗堡的模樣，他至今記得：高約1米，地面以下挖得深，敵人從射擊孔中瘋狂掃射，死死封鎖住我軍進攻線路。

“解決這樣的暗堡，在上面扔手榴彈不行，必須從側面接近，從射擊孔塞手榴彈進去。”在火力掩護下，伴著“嗤嗤”的子彈聲，張富清時而匍匐，時而躍進，迂回往前沖。

靠近后，他拉開手榴彈引線，朝噴著火舌的暗堡射擊孔塞進去。“轟”的一聲，機槍頓時啞了，戰友們起身沖上來。

那天是8月8日。張富清的右手臂和胸部被燃燒彈燒傷，至今仍留有一片片褐色疤痕。而他卻稱之為“輕傷”。

“當時，您真的不怕？”

“真的不怕。隻想著炸掉它，沒感到怕。”張富清回憶說。

“你越不怕死，說不定真死不了﹔要是畏畏縮縮，敵人就會把你打死。”這是他悟出的辯証法。戰場上，信念是信仰者的沖鋒號，勇敢是無畏者的護身符。

當日16時，我軍向壺梯山發起總攻，全殲敵第28旅第82團，致使整編第36師防御支撐點坍塌，全師動搖。一怒之下，胡宗南將其師長革職留任，旅長、團長撤職關押。

此役至關重要。張富清當時並不知道，高度關注戰況的彭德懷，竟順著電話線，找到第2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王震的指揮所，抵近觀察。

我軍乘勝追擊，一舉收復韓城、澄城、合陽。澄合戰役宣告勝利，黨中央致電祝賀。

張富清榮立一等功。他獲得的軍功章，簡單粗糙，卻彌足珍貴。他仔細包好，裝進背包。

入伍后僅4個月，作戰勇猛的張富清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介紹人是連長李文才、指導員肖友恩——70多年來，這兩個名字，深深刻在他的腦海。

突擊，隨時准備“光榮”

此后，“槍不離肩馬不離鞍”，戰斗一場接一場。突擊，成為黨員張富清的首選與常態。

每次連隊布置突擊任務，他都報名。手一舉，就意味著准備受傷、准備犧牲。這些，他都想過了。

“隻要黨和人民需要，我情願犧牲，犧牲了也光榮！”

他的戰功，次次來自突擊，如：“在東馬村代（帶）突擊組六人，掃清敵人外圍，消滅了少數敵人，佔領敵人一個碉堡，給后續部隊打下缺口，自己負（傷）不下火線，繼續戰斗。”

如果當時能留下照片，突擊組長張富清，應是這個樣子：臉熏得像鍋底，目光敏銳堅定﹔肩挎沖鋒槍、身背炸藥包、腰上插滿手榴彈﹔軍衣上，血跡斑斑，燒得到處是洞﹔赤著雙腳，鞋，常在突擊中跑掉﹔四周，是摧毀的工事、燒黑的黃土、縱橫的尸體。這是記者連續3天面對面採訪張富清后，在腦海還原的畫面。

“那時，身上的棉衣又是血又是汗，太陽一晒，很臭。餓了，找到啥吃啥，不管上面有沒有血。”張富清說。對他來說，死都不怕，這些算什麼。

最大的考驗，是永豐鎮之戰。

1948年11月23日，敵第76軍南撤至永豐鎮以西的石羊地區。25日下午，在我軍追擊下，該部主力逃回永豐鎮，困獸猶斗。

永豐鎮，“圍寨高而堅固”。敵第76軍軍長李日基，將主力布置在永豐鎮和附近幾個據點，並重兵控制兩邊高地，形成支撐點。

西北野戰軍迅速決定，集中第2、第3縱隊主力，圍攻永豐鎮。戰至26日晚，我軍肅清外圍據點，迫使敵第76軍萬余人麇集於土城內。

這注定是一場慘烈的攻堅戰。敵人憑借高厚堅固的寨牆，頑固抵抗。27日晨，我軍發起的“第1次總攻未能奏效”。

27日黃昏，我軍重新調整攻擊部署，第2縱隊、第3縱隊獨立第2旅擔負攻殲永豐鎮敵第76軍的任務。

張富清所在6連擔任突擊連。之前，部隊傷亡很大，東北角寨牆側面的兩個碉堡，是兩處主要火力點。

是夜，連隊決定成立突擊組，炸掉那兩個碉堡，確保攻擊部隊上去。張富清任突擊組長，帶兩名戰士，子夜出擊。

依舊清瘦的他，渾身是膽，攜帶1支步槍、1支沖鋒槍、2個炸藥包和16枚手榴彈，幾乎是他的負重極限。

3名突擊組員躍出坑道，快速抵近，趁著夜色，爬上三四米高的寨牆。他第一個跳了下去。

聽到動靜，敵人圍了上來，他端起沖鋒槍，一排子彈飛過去，令敵猝不及防，一下撂倒七八個。就在這時，他感覺頭被砸了一下，“不覺得疼，隻覺得悶”。

打退敵人后，他伸手一摸，發現滿頭滿臉是血。原來，頭皮被子彈犁開。如果子彈飛低一寸，自己肯定“光榮”了。

迅即，敵人又涌上來，他再次將敵打退，並接近碉堡。他用刺刀挖開泥土，先放置幾顆手榴彈，把引線連在一起，上面壓炸藥包，再蓋上一層土。

接著，他用手一拉，側身一滾，“轟”的一聲，碉堡被炸毀。瞬間，塵土、石頭、彈片四處飛濺，空氣滾燙。趁著煙霧，他迅速逼近第2座碉堡，如法炮制，又成功了。

從跳下寨牆那一刻起，他就沒准備回去，一股巨大的力量從心中騰起。無限的勇氣，讓他打出了自己都驚訝的戰績：炸毀2座碉堡，繳獲2挺機槍、數箱彈藥。

“痛快！”

一放鬆，他才感到傷口劇痛，吐出一口鮮血。他滿口牙被穿雲破石般的爆破震鬆，3顆大牙當場脫落，其余的后來陸續掉光。

此刻，總攻尚未開始，他用滿是鮮血的雙手緊握鋼槍，“打退敵人數次反扑，堅持到天明”。凌晨3點，沖鋒號響。拂曉，我軍主力部隊攻入永豐鎮。

那一仗，我軍全殲敵第76軍軍部，俘獲軍長李日基。

戰役結束，張富清榮立一等功、被授予“戰斗英雄”稱號，晉升為副排長。表彰大會上，王震親自為他佩戴獎章，也喜歡上這位小個子英雄，此后，見面就鼓勵他。

彭德懷也因此認識了張富清，行軍途中遇見，總是親切地說：你在永豐立了大功，我把你認准了，你是個好同志！

“長征”，何懼山高路遠

1949——中國時間進入嶄新紀元。對中華民族而言，這是獲得新生的一年﹔對張富清而言，這是奔襲戰斗的一年。正如《保衛延安》所寫：走！打！是生活中的一切。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戰軍整編為第一野戰軍。張富清所在團整編為第2軍第5師第14團。

番號的改變，折射著時局的發展。新中國的桅杆，已刺破海平面。與西柏坡嘀嘀的電報聲同樣急切的，是解放軍指戰員奔襲作戰的腳步。

在1949年5月至7月“陝中戰役、扶眉戰役經過圖”上，一段段紅粗箭頭，標注著第2軍的戰斗路線，東起蒲城，途經涇陽、咸陽、興平、扶風，西至寶雞。

8月5日那天，“一野”發出動員令，號召全體指戰員：為“解放整個大西北而戰斗”，“敵人逃到哪裡必須追到哪裡，不給片刻喘息機會”。

各部隊冒風雨，忍飢餓，連續奔襲。“那段日子，除了打仗，沒記起在哪個地方停過。”張富清回憶說。

並不是神兵天降。路，是一步一步丈量﹔仗，是一場一場拼殺。張富清和戰友們，日以繼夜，攻城拔寨，風卷殘雲。

7月底，“一野”三路大軍陳兵陝甘邊境，直指平涼——寧甘兩省的咽喉。隊伍中的張富清，第一次走出陝西。至此，八百裡秦川，換了人間。

新中國成立前夕，黨中央決定：“第一野戰軍必須在1949年冬結束西北解放戰爭，以便明年進入和平建設，新疆不能例外。”

新中國成立那天，張富清跋涉在進軍酒泉的路上。喜訊，是兩天后聽到的。“新中國成立啦！”他和戰友們格外高興，舉槍高喊！

新中國成立第4天，第1兵團在酒泉召開進疆誓師大會，號召部隊“把五星紅旗插上帕米爾高原”。

酒泉至喀什，2500多公裡，要穿越戈壁瀚海，翻越雪山峻嶺。當時，新疆尚無鐵路，公路極差——有人說，這支紅軍部隊，開始了“第三次長征”。

挺進途中，張富清和戰友們時常高唱由王震的詩譜成的戰歌：“白雪罩祁連，烏雲蓋山巔。草原秋風狂，凱歌進新疆。”他的內心也如這戰歌，激昂、歡快。

當時，他已作為戰斗骨干調入第2軍教導團。在吐魯番過冬后，教導團徒步1600多公裡，於1950年三四月間到達喀什。

新中國成立后的“長征”，比此前的“幸福”多了。張富清說：“到哈密后，再沒打過光腳板。以前，沒鞋穿是常事。”他的腳底老繭又厚又硬，“赤腳不影響行軍打仗”。

不光有了新軍鞋，還有了新軍裝。“部分官兵換上黃色的新軍裝，還有了新棉衣。”而全體換裝，是到了南疆以后。

吃飯，終於都用上碗了。此前，尤其是奔襲途中，開飯時，炊事員都是把食物或往軍帽裡、或往衣襟上、或往幾片樹葉上一扣，大家邊吃邊走。

即使是用汽油桶燒開水，也成了他的“幸福點”。“到喀什后，能經常洗衣服了，用開水一燙，燙死的虱子漂一層……”半年后，軍衣上才沒了“小動物”。

新疆，揭開新的歷史一頁。教導團到疏勒后，也迎來一邊開荒、一邊建營房的激情歲月。在“大草湖”，張富清和戰友們搭起帳篷，拉開“軍墾第一犁”。

然而，1953年初，部隊領導找到張富清說，上級准備抽調連以上戰斗骨干入朝作戰，問他是否報名。

“新中國不容侵犯，我去！”張富清毫不猶豫地報了名。隨后，不到半個月，他就和幾十名戰斗骨干，邁開雙腿，再次出發。

從新疆到北京，是張富清的又一次 “長征”。一行人，背著面粉做的坨坨饃，星夜兼程。沿途，公路仍很欠缺，有車時就坐一段，大多時候是徒步。

那一趟，走了一個來月，萬千山崗、風雨冰雪都經歷了。途經鄯善，遭遇沙塵暴，黃沙遮天蔽日，一行人蒙著紗布才能睜開眼睛、辨識路線，行進極其艱難。

“路上缺水，在補給站裝一壺水，渴得受不了才舍得喝一口，干得口鼻出血，有人還暈倒過。”張富清回憶。

“到北京后，我感到很疲勞，吃飯不大吃得進去，接連好幾天隻想喝水。”彼時，朝鮮戰事已經緩和，這批待命出征的戰斗骨干在京休整。

從“山連山川連川”的陝北，到“平沙莽莽黃入天”的南疆，再到首都北京，張富清走了多少路！新中國，是打出來的，也是走出來的。

緬懷，眼裡常含淚水

張富清第一次到北京，組織上安排這批戰斗骨干游覽名勝古跡，觀看文藝演出。而他印象最深的，是天安門。

站在天安門廣場，他不禁想，如果新中國成立那天，能現場接受毛主席檢閱、聆聽毛主席講話，該有多好！

站在天安門廣場，他感到無比欣慰：打那麼多仗、走那麼多路、吃那麼多苦，還幾次受傷，新中國成立了，值啊！

站在天安門廣場，他想到了新疆守防的戰友。1950年，他所在的第2軍教導團組建邊卡營，接管邊防一線哨卡。此時此刻，戰友們正在爬冰臥雪。保衛新中國，使命同樣艱巨！

站在天安門廣場，他不由得想起犧牲的戰友。“太多了”——他總是用這3個字，來感嘆犧牲的數量，表達心中的哀傷和緬懷。

他的連長、指導員、排長、班長，犧牲了一個又一個。一次突擊，突擊組成員大多都回不來。一次戰斗，連隊就少很多戰友。每次看到熟悉的面孔不在了，他的心便特別沉重。

他的老部隊——5師14團，1949年9月14日翻越祁連山。途中，“整日雨雪交加，狂風不止，戰士全身濕透，受凍犧牲130人，凍壞腳不能走路者100余人”。

場場血戰，永生縈懷。永豐戰役，他所在的2營6連，一夜就換了8個連長，全連幾乎打光了。戰斗結束后，他被戰友攙回，衛生員趕緊給他處理傷口。他發現，自己帶的兩名突擊組員沒回來，也找不到遺體。他深感自責：沒把兩個戰友照顧好，自己還活著，可他們犧牲了，連掩埋一下、立個墳頭的責任，都沒盡到啊！

槍聲歇息，夜幕沉沉。他抱著沖鋒槍，一宿未眠，一會兒躺下、一會兒坐起來。不是因為傷口痛，而是心痛！一想起兩個瘦高的兄弟，他就痛哭失聲……

越是鐵骨，越是柔腸。每當清明，他都避開親人，遙望遠方，一個人靜悄悄地待一會兒，默默祭奠犧牲的戰友，任憑淚水順著臉頰肆意流淌……

“和犧牲的戰友比，我是幸福的！”擦干眼淚，張富清內心充滿知足和感恩，更充滿繼續奮斗的豪情。

每次，都是“最需要的地方”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上級一聲令下，深愛部隊、一身打仗本領的張富清，縱懷著萬般不舍，也毅然脫下軍裝。

1953年7月，張富清被派往防空部隊文化速成中學學習，先后在天津、南昌和武漢學習兩年文化課程，同批學員畢業后集體轉業。

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興，需要干部。張富清有3個轉業去向可以選擇：一，留在城市，生活條件好，發展空間大﹔二，回陝西老家﹔三，響應黨的號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新中國成立了，仗也打完了，母親一直盼他回去。打了那麼多仗，母親只是收到報功書，卻見不到兒子的身影，日夜思念。

“誰不想到好一點的地方？從內心講，我想回陝西老家，但我沒有說。因為我是黨的干部，就應該聽從組織召喚，到艱苦地方去。”張富清的想法簡單而朴實。

校領導在介紹湖北情況時說，恩施偏僻艱苦，最需要干部。他一聽，就要求到恩施。隨后，他又到了來鳳——因為在恩施，來鳳地處鄂、湘、川交界，最偏遠。

“為什麼？”

“那裡苦、條件差，共產黨員不去，哪個去？”他心頭涌起的，是當年戰斗突擊時的豪情。

1955年1月，張富清和妻子孫玉蘭坐輪船逆水而上，從武昌到巴東，然后趕往恩施。當時，從恩施到來鳳，坐車要走一整天、“兩頭黑”。

“鳳凰來儀”之地來鳳，雖有美麗傳說，現實卻是另一番景象。這裡“高山丘陵，交替連綿”“河流溝溪，縱橫交織”。夫妻倆一腳踏進這片土地，一待就是64年。

孫玉蘭，是張富清探家時認識的同村姑娘，當時是村婦女主任、共青團員，雖小他11歲，但認准了這個軍人。他們在武昌結婚。

到來鳳，張富清的第一個職務是城關鎮糧油所主任。糧油所主要保障城鎮非農業人口。在糧食短缺的年代，這個崗位“權力很大”。

他的第一個難關不是苦，而是要不要堅持原則。

當時，所裡僅有一台碾米機，難以保障供應，隻能供應一部分細米、一部分未完全脫皮的粗米。許多群眾拿著糧票買不到細米，意見很大，經常與糧店工作人員發生口角。

一天，一家單位的管理員來買米，要求多供應一些細米。

“現在沒有多余的細米，隻有粗米。”張富清解釋說。

“我隻要細米！”管理員口氣很硬。

“你們要吃飯，群眾也要吃飯，我隻能按規定供應，等有了細米再通知你。”

張富清的答復，令這位管理員既無語又不滿。后來，這個單位找到縣裡一位分管領導。這位領導“提醒”張富清：“該照顧的單位，還是要照顧。”他卻毫不鬆口：“供應上我一視同仁，要不就違反了黨的政策。”

張富清想，要減少矛盾，提高碾米量才是根本辦法。他先發動社員幫忙加工，又輾轉買來幾台碾米機，基本解決了供應難題。

以前那個跟他爭吵過的管理員，后來在營業處見到他，主動向他道歉，還跟別人說這個部隊下來的干部是個好干部。

1955年9月，來鳳縣糧食局黨支部對張富清進行考察，結論是：“能夠帶頭干”“群眾反映極好”。1956年5月，他被提拔為糧食局副局長，任職不久，便到紡織品公司任黨支部書記。1957年3月，縣裡安排他到地委黨校學習，畢業后，他又一次被派往最需要的地方——農村。

駐村，“比打仗都難”

1959年初，剛從黨校畢業的張富清，被上級派到來鳳縣出了名的窮地方——三胡區任副區長。

當時，城裡的人常這樣打趣三胡區：三胡的人，都是吃稀飯的，如果在縣城看到誰衣服上有稀飯漬，准是三胡的。

此言不虛。到了三胡，張富清發現，這裡的財貿工作和農業生產都比較落后，營業計劃完不成，糧食生產任務也完不成。

在張富清的努力下，用了一年時間，三胡區基本實現區營業單位扭虧為盈，但更難啃的骨頭在農村——提高糧食產量。在區裡統一安排下，他開始上山駐村。

到三胡后，張富清才知道什麼叫真窮：很多群眾幾乎頓頓以菜代飯，有的群眾沒衣穿，“用線把爛布片連起來遮丑”……

貧困的情景，令張富清感到肩頭和心頭一樣，沉甸甸的。

他經常拿出部分工資接濟鄉親，但畢竟杯水車薪，有時連燃眉之急都解不了。

他下定決心：“一定要把生產搞上去。過去打仗死都不怕，現在還怕困難嗎！”

張富清走進最偏遠的村，住進最窮的社員家。在社員家裡，無論吃的是玉米、土豆、紅薯，還是野菜，他都按規定交伙食費和糧票：一餐半斤糧票，一天3角伙食費，一個月3兩油票，三五天結一次賬。

雖然他交的伙食費，遠比吃到嘴裡的多，可剛開始，社員並不歡迎他。他們認為張富清是“區裡來的干部”，干不了農活，是來添亂的。他組織生產，有人說：“我們連飯都吃不飽，沒力氣干活。”

張富清琢磨著：要打消社員的疑慮，隻能靠實際行動。

為盡快讓社員相信他是幫忙而不是添亂，他和大家天天一起上山干農活，並留心觀察，虛心學習各種勞動技能，“手上的血泡從沒斷過”。

“背糞上山，社員背多少我背多少，身上、衣服上，經常沾得到處都是糞……”他知道：同大伙兒一樣出力，社員才會相信他是真心的。

那時，家家房子不寬裕，更沒有多余的床。他就找間柴屋，鋪上稻草當床。晚上，剛躺下，蚊子、跳蚤便開始“聯合攻擊”。他拿手帕、衣服驅趕，實在趕不走，干脆把手帕蓋在臉上睡。早上起來，渾身是包。后來，他找來六六粉撒在地鋪上才好一點，但隻能管個把星期。

不管多苦、多累、多困難，張富清一天到晚總是笑呵呵的。他陝西口音重，怕社員聽不明白，就總是放緩語速，慢慢地說話。

晚上，他組織干部研究村生產計劃，向社員宣傳黨的政策﹔空暇時間，他幫社員打掃院子、挑水……

社員吃不飽，他更吃不飽。可當著社員的面，他不能表現出來。有時餓得難受，他就一個人跑到水井旁，舀點水喝，然后接著干。

一天晚上，張富清回區裡開會。由於干了一天農活，吃得又少，加上走了幾十裡山路，當路過一座橋時，又累又餓的他一頭栽進河裡。

同行的人趕緊把他救了上來，這才躲過一劫。趕往醫院的孫玉蘭看到受傷的他，心疼地說他“命真大”。

每月，張富清至少駐村20天，隻有回區裡開會才能回趟家。農忙季節，他就一直和社員搶種搶收。孩子們想念爸爸了，就翻過一座座山，跑到村裡去找他……

“說實話，下鄉駐村的時候，比帶突擊組打仗都難。”回憶起當時的艱辛，張富清至今感慨。

“最幸福的是回到家裡，吃上一碗妻子做的家鄉的菜疙瘩，一家人說說家常。”

有兩位駐村干部吃不了這些苦，寧願放棄干部身份，悄悄去抓黃鱔掙錢。

可張富清從沒想過放棄，他隻認一個理兒：解決群眾的吃飯問題，共產黨員不干，誰干？困難面前，共產黨員不沖，誰沖？

春風終化雨。同吃同住同勞動，社員們對張富清，從抵觸到有感情，最后情同手足。最令他欣慰的是，所駐的村生產抓上去了。

但是，一個村的農業生產和群眾生活帶起來，他又要到另一個困難村去。少則一年，多則兩年，他就要轉移一次“陣地”。20年，他總是從一座山，搬到另一座山。

他和他們，“已如土地和庄稼”

十年浩劫，張富清也未能幸免。1975年恢復工作后，他被調往卯洞公社任革委會副主任。雖然挨過整，雖然已年過半百，可他依然跟從前一樣，大部分時間去駐村，還把地點選在不通電、不通公路的高洞村。

1977年，國民經濟好轉，卯洞公社決定集中財力物力修兩條路，其中一條是高洞到安撫司的公路。

路，是高洞父老鄉親的所思所盼。上任時，張富清沿著挂在懸崖峭壁上的羊腸小道，走了4個多小時才到高洞，對交通不便之難感受頗深。

修路時，張富清一直鉚在那裡，負責施工難度最大的路段。他說：“黨員干部就應該帶頭啃硬骨頭。”

冬季農閑，是修路的好時機，但空氣濕冷。為加快修路進度，他帶著修路大軍在山上安營扎寨。有的人不想上工，他就耐心去動員。

每天天剛微亮，他就起床，吃過早飯立即帶領大家上工地，一直干到滿天星光。哪裡難修，他就趕到哪裡。

沒有專業工具，就用農具開山挖土，靠肩挑背馱運石頭，修路基。碰到大石頭，實在鑿不動，才舍得用貸款買來的炸藥，節省著一點點炸。

施工強度高，糧食卻很少。當時工地上流傳一個來鳳方言的“順口溜”：“早上渾個個，中午剁一剁，晚上現場和”，意思是一天三頓都是吃土豆。

斷斷續續干了兩三年，路終於修通了。雖然是條泥土路，但自行車、摩托車、拖拉機都能開進高洞。

那些年，張富清打的攻堅戰一場接一場。

卯洞的金絲桐油和茶葉品質好，尤其是桐油，“濃度高，色澤金黃，粘之可扯成絲”。當時，社員們靠山吃山，卻“吃”錯了方向，沒用好這棵“搖錢樹”。

張富清看得既遠也准。他一方面加強老林管理，牽頭建立護林員制度，禁止砍伐和放牛﹔另一方面帶領群眾開荒植樹，把四五千畝的山坡變成梯田，栽上油桐樹和茶樹。

他還到廣西一些山區考察，借鑒經驗，辦起林場。此外，他還組織群眾辦起畜牧場，既解決了吃肉的難題，又有了種樹所需的農家肥。

兩年后，汗水換來收益，每個小隊年收入都增加了兩三千元以上，群眾生活明顯改善。

很快，卯洞的林業發展在全縣出了名，縣裡召開現場會推廣，外省的同志也來參觀。

令張富清欣慰的是，如今的卯洞，又開始加速發展油桐，還打出了“來鳳桐油甲天下，卯洞桐油甲來鳳”的廣告。

1979年夏，隨著一紙調令，55歲的張富清要離開卯洞、離開大山，回縣城任職。消息不脛而走，群眾依依不舍。他對這片大山傾注的深情，山裡的老百姓感受得真真切切。

一時間，許多群眾打算翻山越嶺到卯洞來送別。公社連忙通知：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每村派一名干部代表和一名群眾代表即可，不要來人太多。

即便下了通知，張富清走的那天早上，一開門，仍滿眼是人。有的社員是頭天晚上趕來的，竟在門前坐了大半夜﹔有的要送他自己做的小竹椅，有的捧著吃的東西……

令他淚濕雙眼的，何止這一次！當年，他被打倒，停發工資，斷了生活來源，但早上一開門，常常發現門口放著些米面和菜。悄悄送來，不留姓名，至今不知是誰送的。

除在黨校學習兩年外，張富清共在山區工作20年。20年間，他和大山裡的老百姓如土地和庄稼，緊緊地連在一起。

“我可以照顧你，群眾怎麼辦？”

張富清轉業初期，按照國家政策，妻子孫玉蘭被招錄為公職人員。

1961年，時逢三年自然災害，為了共度時艱，國家開始精簡人員。

此時，張富清任三胡區副區長，孫玉蘭也調到三胡區供銷社上班，供銷社歸他分管。為了順利推動人員精簡工作，他率先動員妻子放棄“鐵飯碗”。

“我又沒出問題，沒犯錯誤，為什麼拿我開刀？”一開始，孫玉蘭想不通。

“執行黨的政策，不從自己做起，怎麼落實？”張富清勸說妻子，“你下去了，我才好做別人的工作。”

妻子“下崗”了，人員精簡工作順利完成。

1955年至1962年，張富清的4個孩子先后出生，兩兒兩女，家庭負擔本來就重，少了一個人的收入，生活更加捉襟見肘。曾喜歡抽點煙、喝點酒的張富清，全都戒了。

1963年，孫玉蘭找師傅學縫紉，“每天隻能掙兩三角錢”。孩子們下午放學，先去地裡撿別人刨剩下的土豆回來當晚飯。小兒子張健全對童年最深的記憶，就是飢餓。

上世紀70年代，恩施市有家國企來縣裡招工。張富清最先得知這一信息，也知道大兒子符合條件，可他卻動員大兒子到卯洞公社萬畝林場去當知青。

他開導兒子：“我是你的父親，但更是黨的干部，我可以照顧你，群眾怎麼辦？”兒子很理解，到林場住在茅棚，種地、植樹，一干就是幾年。

“人，要靠自己。如果考不上學，自己想辦法，不要指望我。”張富清對孩子不打不罵、不說重話，但他的以身作則，就是威嚴。

今天，這個家的家風依然。

他的4個孩子，除大女兒因傷致殘外，其他3個都憑自己的努力考上學，當上了干部或職工，沒有一個沾過父親的光，沒有一個在他任職過的單位工作。按照他的“規定”，此次各路記者採訪，除了小兒子張健全，其他子女、孫輩都不能露面。

“和犧牲的戰友比，我很滿足”

張富清的生活簡朴是出了名的，有人說他“有吃的不吃，有用的不用”。

他說：“我不是留戀過去，而是要有個滿足。”

他心裡埋著一個幾十年不變的參照系——犧牲的戰友。採訪時，他說：“和犧牲的戰友比，我還活著，吃的住的都好，我很滿足。”

多年來，張富清養成一個習慣，每月工資發下來，先交黨費，再買生活必需品，留出一些錢以備不時之需，最后輪流給孩子添置一些衣服。再緊張，決不超支。

然而，也有一次例外。

那是上世紀60年代初，母親病危。手捧著家裡接連寄來的兩封信，張富清卻沒能回去見母親最后一面。

除了任務重、路途遠外，就是缺錢。他當時一個月工資30多元，幾乎沒有余錢。從單位借了200元寄給母親看病后，張富清再沒路費回去了。

當時，買不起布，孫玉蘭就買尿素袋染色后做衣服。兒子張健全回憶：“我的一些衣服經常印著‘含氮量’的字樣。”

張富清也一樣，平均每條褲子要換3次補丁。1978年暑假期間，兒子女兒每天靠搬石頭、晒辣椒掙錢，攢了9塊多，為他做了一條黃色的確良褲子。也是從那時起，在家人的再三要求下，他才不再穿帶補丁的衣服。

在三胡時，他全家住一間小屋，隻夠放一張床，“擠噠全家”（恩施方言，全家擠在一起），門勉強能打開，做飯的爐子放在門外，下雨時再搬到屋裡。

后來生活好了，張富清也從不下館子。逢年過節，拗不過兒女們的心意，到飯店聚餐，他總是先約法三章，規定錢數，不許鋪張。

如今，張富清已在建於上世紀80年代的家屬樓裡住了30多年。當年的同事，大都買商品房搬走了，一樓租給了商戶，環境嘈雜，他依然覺得挺好。

除了生病去醫院，他從不坐出租車。他說，來鳳縣城小，到哪兒去，就慢慢走。截肢以后，他去超市都是推著助行器去，即便不慎摔倒也不在意。

“不能為國家作貢獻了，更不能添麻煩”

2012年4月，88歲高齡的張富清左膝膿腫，多地治療不見好轉，醫生最后診斷，必須高位截肢。

“不截行嗎？”

“您要腿還是要命？”

“我還有很多事沒有做完，截了肢怎麼干啊！”

“您都離休那麼多年了，還有什麼事要做？”

“我雖然離休了，但一直幫老單位建行開展業務。我認識的人多，大家也信任我，能幫上不少忙呢……”

“戰爭年代腿都沒掉，沒想到和平時期腿掉了！”從手術台上下來，張富清暗自傷感，“以后是不是就成一個廢人了？什麼都干不了，還要拖累子女？”

但在家人和醫生面前，張富清依然樂觀，未顯露半點消極情緒，積極配合治療。傷口剛愈合，他便用一條腿做支撐，先是沿著病床移動，后來慢慢地扶著牆壁練習走路。

“我既然不能為國家作貢獻了，更不能添麻煩，也不能給兒女添負擔。”張富清說，“我必須重新站起來，至少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坐在輪椅上讓人照顧。”

一開始，掌握不好平衡，他不知摔了多少跟頭，頭上經常磕出包，身上也是青一塊紫一塊。有一次，他不小心摔破了胳膊，扶牆站起來時，牆面留下好幾道血印。

靠著戰場上淬煉的頑強意志，經過近一年鍛煉，張富清已能借助助行器，上樓下樓，上街買菜，有時還下廚炒幾個菜，實現了生活自理的目標！

說起張富清“不給組織添麻煩”，來鳳縣建行行長李甘霖感受最深。

“去年，張老到恩施醫院做白內障手術，需要植入人工晶體。手術前，我特意叮囑：張老是離休干部，醫藥費全額報銷，一定要選好一點的晶體。”李甘霖說，“可張老聽說同病房的病友用的是3000多元的，也選了同樣價位的。”

“為啥不選個好一點的？”

“聽醫生介紹這個也不錯，就選了。”張富清說，“我都休息了，不能為國家做什麼事了，節約一點是一點。”

尾聲

張富清珍藏著一枚獎章。

獎章正面是“人民功臣”4個金色大字，下方刻著“西北軍政委員會頒”，頒發時間是1950年。有博物館希望收藏，張富清說：“現在還不舍得，等百年之后會捐出來。”

他珍視“人民功臣”的榮譽，卻從未把自己當“功臣”。從部隊到地方，從人民子弟兵到人民公仆，“人民”二字，永遠寫在前面、刻在心上——作為一名老兵，這是他的初心、他的堅守、他一生奮斗的源頭。（記者 杜獻洲 邵薇 安普忠 柴華 何武濤 通訊員 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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