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军，叩问“严”的尺度

　　插图：郑化改绘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满分故事”。

　　某部机关接受上级军事理论考核，按规定，成绩超过90分就是优秀，可他们却要求所有人员必须考100分，并规定“谁考不了满分，就处分谁”！

　　原因很简单，兄弟单位几天前在考核中，取得参考官兵2人99分、其余全都满分的优异成绩。

　　“考场如战场，荣誉面前谁都不能落后。”结果，机关干部只得放下所有工作，天天挑灯夜战背题迎考。

　　“抓训练从难从严是对的，可理论题考100分就能打胜仗吗？”走下考场，很多机关干部感慨：这种突击式、运动式的“层层加码”的做法，严重扰乱了正常工作秩序，换来的高分意义何在？

　　曾几何时，在依法治军和从严治军的关系上不少官兵曾经有过模糊认识。什么叫从严？什么叫依法？是不是越严越好？这个“度”怎么把握？调研中，大家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探访岭南三军，不少官兵反映：像这种严之过度的现象并非个别——

　　前几年，某部发生一起干部开车亡人事故。为了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他们规定：任何干部不准开车。汽车驾驶本是训练大纲规定的必训课目，该部为“从严”保安全，叫停了干部汽车驾驶训练。结果，他们这一课目当年优良率仅为51%。

　　极限训练是特战部队和少数步兵分队的训练课目。可某炮兵旅为了体现从严从难要求，在全旅所有分队开展极限训练，搞“魔鬼周”，耗费了官兵大量精力和时间，结果一些分队官兵专业没练精，极限训练也没训好。

　　“这些貌似从严的现象，是打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旗号，干着违背法规、本末倒置的事。”广州军区参谋长刘小午一针见血指出：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势必南辕北辙，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越来越远。

　　一位“老机关”回忆说，每当新生事物出现，一些单位基本是从“严禁”开始的：严禁听收音机、严禁使用MP3、严禁上互联网、严禁使用手机……

　　“说到底这是简单粗暴的治军方式。”谈起以“从严”名义搞出的各种“严禁”，第二炮兵某部一位旅主官说，此类情况在部队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上级保密检查，有的单位网络一断了之，涉密材料一烧了之，电脑里存储的内容一删了之；特殊敏感时期上级要求从严控制人员车辆外出，到一些单位就变成了一律严禁外出；条令规定物品摆放要整齐，有的单位就要求战士牙膏牙刷一个牌子、一种颜色……

　　从严治军不是“禁令治军”。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一些部队不去认真研究应对措施、解决办法，而是简单地一禁了之。为啥？因为禁止最简单、最省事。

　　治军之道，得之于严。可从严治军，必须依法。离开了“依法”，“从严”就背离了初衷、失去了意义，甚至对战斗力造成极大损害。

　　“‘依法’与‘从严’是辩证统一的，我们不能一强调从严就念‘紧箍咒’，简单把部队看住管死，这种‘严’本身就违反了条令条例和法规制度。”海军某水警区政委喻文兵见解独到：出现这些现象，原因在于不少带兵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

　　一个风纪扣没扣好，在平时最多批评两句。可某团战士小王竟然因此挨了个处分——

　　去年初，军区工作组到该团检查时，小王一时疏忽，忘了扣风纪扣，结果让军区工作组撞个正着。

　　事情虽小，但影响大。团里大会批、小会讲。为了以示从严，连队给小王记警告处分一次。

　　“同样是没扣风纪扣，差别咋这么大呢？”小王觉得很委屈：条令条例并没有规定没扣风纪扣就要挨处分，给我处分的法规依据在哪呢？

　　“被‘大官’发现的问题就严重，被‘小官’发现的问题就轻得多了。这种习惯以官位高低衡量问题轻重的现象，正是人治思维的典型表现。”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黄育振对此认识深刻：破除人治观念，确立法治思维，做到严之有据、严之有度，从严才能严到点上、严到根上。

　　去年，广州军区某通信团依据上级相关法规专门出台《手机使用管理规定》，对手机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什么场合不能用、具体怎么用，都进行了明确规范。此举受到官兵广泛欢迎，大家执行起来非常自觉。战士们都说：如今我们严格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和场合使用手机，再也不用和干部“藏猫猫”了。

　　“依法的标准是从严，从严的尺度是依法。只有把依法和从严统一起来，在依法的前提下从严，在从严的原则下依法，才是科学的治军之道。”这是该团手机管理从“堵”到“疏”过程中得出的深刻体会。

　　认识越到位，行动越自觉。连日来，广州军区某师对一些与条令法规相违背的“严禁”“不准”进行集中清理，并依据相关法规制订了20余条“允许”“可以”等措施，使部队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有序推进。

　　踏访三军部队，叩问“严”之尺度。一路走来，记者强烈感受到，法规意识、法治思维正逐渐深入兵心，一场治军方式深刻变革的大幕正在悄然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