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安事变:时局转换的枢纽 实现全民族抗战

　　一曲《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唱得东北军泪流满面。

　　一道对日“不抵抗”的命令，让西北军失去了威严。

　　面对蒋介石把枪口指向爱国学生的指示，张学良愤怒了。

　　面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杨虎城彻底失望了。

　　于是，张学良、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和西北军，实行兵谏，敦促蒋介石抗日保国。

　　抵抗还是投降，当义士还是当奴隶，为万姓谋还是为一家谋，所有的忠奸善恶、是非美丑都会在民族大义面前分辨得清清楚楚。

　　犯我中华者，必诛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不屈服于外侮的民族意志和民族气节。

　　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国民党当局却放弃抵抗，竟然称“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结果，日军以2万兵力击溃20万东北军，东北全境迅速沦陷。

　　日本人写的《支那论》曾说当时的中国人似蚯蚓，“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

　　如此奇耻大辱，凡有忧患感、正义感、使命感的中国人，孰能忍受？又怎能苟且？

　　1936年6月，国民党内部就发生了两广事变，目的是北上抗日反蒋。就连军阀们都知道民族大义至高无上，自诩“革命者”的蒋介石岂能不知？

　　蒋介石一心“剿共”，忘却的是民族大义，搞的是倒行逆施，必然不得人心。两广事变后，很快又有了西安事变。可以想象，就算没有西安事变，也会有其他事变。

　　西安事变之后，中共中央明确肯定，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

　　“变杀蒋为保蒋，变逼蒋抗日为联蒋抗日”，对于西安事变的处理，中国共产党自觉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前途为上。

　　毛泽东当时讲：“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正是共产党的极力斡旋，使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反抗侵略的“六项条件”。

　　西安事变，是“时局转换的枢纽”，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转折点，“揭开了历史的新页”。它的和平解决，对促进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以这次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南北，纷纷投入救亡图存的伟大洪流中，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

　　民族大义高于一切。不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忘了民族意志、民族力量、民族气节、民族复兴。今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指出，“我们真诚希望，国共两党秉持民族大义，承担起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两岸人民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的神圣责任”。只要两岸同胞、全世界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