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山西吕梁山抗日模范村“石像村”

石像村全景

巍巍吕梁山，滔滔黄河水，孕育了山西这片红色热土。

在山西省孝义市兑镇西部的吕梁山区，坐落着一座古朴的村落——石像村（现称石践村）。这里，山腰上窑洞呈梯状密布，抗战村子旧貌仍现，7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培养革命志士的沃土。

这不是个普通的小村落。抗战初期，石像村仅有百户人家，就有108位村民主动参加抗战，23位血洒疆场，为国捐躯，用生命和热血在这块红色大地上，谱就了一曲又一曲民族壮歌,铸就了红色孝义的一个又一个忠魂。

为了表彰石像村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1938年，石像村被孝义县抗日民主政府命名为“抗日模范村”。

“石像小学人人皆知革命烈士的名字，3至6年级的同学都能讲革命烈士的故事。” 石践小学校长任华鹏自豪地说道。“石像村的后代们牢记石像村的抗日史，明白石像的英雄们是如何为国捐躯的，这增加了他们热爱祖国的信心，使他们更奋发地去学习。”

“出人出力出钱出物，石像人与抗日共存”

石像村奔赴抗日战场的108位革命战士

山西战场，被称作“全国抗战桥头堡”，由于特殊的地理、军事和政治以及经济条件，山西是成为敌我双方必争之地。同时山西也是领导和指挥华北抗战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是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策源地，是实行全面抗战的支撑点和出发地。

6月27日，记者从孝义出发，一路向西蜿蜒行驶数十里，沿着山路，汽车绕过几个大陡坡，便进入吕梁山区深处的石像村。

说起“石像村”的来历，现任村党支部书记白天全表示，在明朝初年，有一位叫冯齐的人从洪桐大槐树下迁移到孝义兑九峪以西五里处落户。在开荒中挖出一块残缺的石碑，碑上有人的头像和文字，人们就地建了个庙，供起来了，这时候就把这个村命名为“石像村”。但由于孝义的下堡镇也有个“石相村”，为了辨别清楚，所以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名为“石践村”。

石像村，这个昔日繁忙的煤矿区如今却显得略有些陈旧。村子坐落在山坡上，记者在对面的山腰下车，石像村的全貌尽收眼底。一座座窑洞风格民居错落有致的坐落在山坡之上，而“抗日模范村纪念馆”就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琉璃屋檐、青砖墙壁，整个纪念馆显得壮观、古朴。

198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孝义县人民政府在此建立“报国亭”。2011年，“报国亭”扩建为“抗日模范村纪念馆”，成为孝义市第一座红色纪念馆。

抗日模范村纪念馆

报国亭

进入院内，庄严伫立着的“报国亭”映入眼帘。亭内，时任八路军总部民运部长傅钟题写的“报国亭”匾牌肃穆庄严，当年的抗日战士冯松手书的对联“人人爱国奋勇救亡捍卫全民族，家家仇敌齐心参战击败侵略者”铿锵有力，抗战时第一任县委书记梁占祥亲书的“抗日模范村”碑文字字千钧，而背面的碑文则是由孝义市首任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春吉撰写。

孝义市首任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春吉接受记者采访

王春吉告诉记者， 1936年初，红军渡过黄河，取道山西，奔赴抗日前线，曾在石像村驻扎数日。抗日党员干部彭之久带领红军散传单、写标语，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村民参军抗战，并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开仓济贫，激发了村民的爱国主义觉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共产党、八路军来到孝义，中共孝义县委和八路军115师补充团曾驻扎在石像村，小小石像村掀起了空前的抗日高潮。当时，全村大会更是制订了“出人出力出钱出物石像人与抗日共存，打寇打鬼打奸打特石像村与国土共在”的气壮山河的口号。

从1937年底到1938年春，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吕梁山区仅有百户人家的一个小小村庄竟有108人参加抗日，投身八路军部队。

王春吉说，石像村青年参军大部分到了由孝义地区抗日先锋曹诚领导的“曹三团”和115师的补充团。在“曹三团”甚至还有个“石像连”，90%的人都是石像村人。

石像人民不愿当亡国奴，积极配合前线搞好支前工作。“有人把盖房子用的木料都拿出来，做了救护伤员的担架。1938年到1942年期间，石像村共为前方捐粮3600担、土布2000余尺、银元1800块、白银2500两，还有15匹驮骡、20多头毛驴、3辆铁轮车，是孝义地区贡献最大的村庄。”王春吉虽然不是石像村人，但他作为孝义首任党史研究室主任，牵头整理当地抗战工作史料，谈起当时那段历史，他对于石像村人还是难抑敬佩。

孝义出了个“冯举人”

石像村自古就有较高的文化底蕴，孕育了不少俊杰英豪。白天全告诉记者，比如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冯举人”的教育家、实业家的冯济川以及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冯家升先生都是石像村人。

据石践小学老师冯光林介绍，冯济川在中举之后就兴办教育，在石像村开办私塾，免费让许多穷苦孩子去上学。受“冯举人”影响，送子女求学者颇多，因而石像村就拥有了一大批有文化知识的人，因此也就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革命道理。

曾经肉搏敌人的抗战亲历者冯松老先生表示，他自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曾经念了整整六年私塾，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对其影响深远。而冯松表示，自己投入抗战是受父亲冯俨的影响。冯俨曾是商号经理，在抗战期间，他用商人特有的方式将日用品送往抗日根据地。但其后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后被追认为烈士。

冯光林向记者介绍，在这些石像抗日英雄中，最小的冯万金不过12岁，扛不动步枪，就死磨硬缠当了决死队通讯员。而冯致忠已年近50岁，据说当时连家里的门也顾不上关就追部队参军了。在当地颇有声望的皮影戏老艺人冯廷云不仅到处唱皮影戏时宣传抗日，还将四个儿子冯进文、冯进武、冯进山、冯进川全部送上抗日前线。冯光仁、冯光、冯光智兄弟三人也先后参加抗战，冯光智英勇献身，以血肉之躯抱着炸药端掉了敌人的炮楼。

在石像村这方饱含革命传统的热土，石像儿女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

“冯举人的孙女不当亡国奴！”

“冯举人”冯济川的孙女冯全英是23位烈士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她出生于教育世家，自幼聪明学好。据冯全英侄儿冯世富介绍，冯全英是“冯举人”最钟爱的孙女。小时候别人都不敢去问爷爷写字，她就敢去，她有勇气。

冯全英9岁入小学读书，刻苦用功，除学习必修课，还大量阅读课外书籍，思想进步很快。曾在一篇《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命题作文中写道“小日本侵略东三省是中国最大的忧患，也是中国人民莫大的耻辱。中国的四万万同胞应该团结起来赶走日寇，洗雪国耻。古有花木兰女扮男装从军杀敌，现在中国有两万万妇女，为什么不能同男子一样报效国家？同学们！快奋发起来，为洗雪国耻而努力学习！”高小毕业时语文老师给她的评语是：一位勇敢好学的姑娘。

“七?七”事变后，冯全英回到老家，带头参加了牺盟会，并在石像村成立了全县第一个村妇救会。为了充分动员妇女们一起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冯全英东家进，西家出，经常抛头露面，自然引起了社会关注。面对封建势力的非议，她理直气壮地回击：“冯举人生前是爱国爱民的，冯举人的孙女不当亡国奴！” “抗日不分男女老幼，人人都有责任,难道你们想当亡国奴吗？”父亲听了村人的闲言碎语，一怒之下责打了全英，并限制了她的行动。刚强的冯全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门，到县牺盟会当了协助员。冯全英的革命行动，为孝义广大妇女树立了榜样。她大姐、二姐都在她的带动下成了妇女救国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妇女干部，年仅14岁的妹妹参加了八路军——五师学兵队。

1938年5月，冯全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县妇救会秘书，党内任县委妇女干事。在她的带领下，基层妇救组织逐步建立健全起来。从县到区、村，大力举办训练班，识字班，广大妇女的政治觉悟和社会地位得到迅速提高。

冯全英侄儿冯世富接受记者采访。

冯世富向记者讲述道，有一次，冯全英带领妇女为抗日战士输送物资的时候，被日本人抓住关到一个窑洞里。但她并没有惧怕，而是安慰其他妇女，叫她们不要怕。她沉着冷静，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带领妇女成功越狱。

由于各级妇救组织的努力和妇女党员的带头，全县妇女纷纷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动员和支持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参军参战，给部队缝军衣、做军鞋、精心护理伤员，进行四大动员等等，受到广大抗日将士交口称赞。当时孝义被公认为晋西地区的抗日模范县，妇女的贡献十分突出。

1940年反顽斗争胜利后，她被派往中共晋西北党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临县做妇女工作，继又到延安学习开展城市工作，之后，被分配到晋绥分局城工委工作。1943年5月，冯全英由于劳累过度，致使胃病复发，医治无效于同年7月7日逝世，终年24岁。

英雄母亲送三子抗战，仅回来一位

石像村还流传一位英雄母亲送三儿子抗日的故事，她亲自送三个儿子冯光仁、冯光、冯光智去前线参加抗日，最后两位牺牲。

据幸存者冯光（原名冯光礼）介绍，其父亲早逝，母亲拉扯着兄弟四人和一个妹妹度日。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115师补充团入驻石像村。兄弟三人就是在那时投身革命的。关于三兄弟一起参加游击队的事情，家里开过好几次家庭会议。冯光表示，开明的母亲一直支持他们的爱国思想，三兄弟中他是家里文化最高的，大哥和四弟文化程度也可以，家乡沦陷前都在太原谋生，一个送报纸，一个在兵工厂当学徒。母亲鼓励并送她这三个相对“有出息”的儿子去参加抗日，只把老二留在了身边，老二文化差些，主身体不好。

参加游击队的冯氏兄弟三人就在一个团里，但很少见面。1940年，部队转战晋西北，冯氏兄弟三人走的时候，都没有回家看一眼，没有和母亲告别。老大和老四走得早一些，老三冯光被组织留在孝义，保护伤病员。他把伤病员一个一个安置，有家的回家，有亲戚的投靠亲戚，剩下的被送到敌占区的老乡家里，因为“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那段时间，冯光就揣着“良民证”在敌占区来来往往，防日本人的同时也要防汉奸。三四个月后，部队过来人，把留在孝义的冯光和他的战友们带去了晋西北，与大部队会合。

初到晋西北，冯光见到了大哥和四弟。兄弟三人相见格外亲切，互相叮嘱要注意身体，彼此提醒说千万不能和家里联系，不能给母亲写信，怕被发现了母亲会受牵连。随后，冯氏兄弟三人先后都当上了各自连队的指导员。

1940年的冬天，在一次日军大扫荡中，冯光左腿受了伤。撤退途中又碰到司令员带着警卫员，当时日本鬼子在疯狂搜山，冯光拖着伤腿勉强行走，两天后把司令员护送到安全的地方，才给伤口上了些药品。后来，冯光在洪赵支队卫生队住了两天，上了药，又被抬上担架送到驻扎在交城县的决死队卫生队，住院疗伤。冯光的腿伤恶化得很厉害，每次换药都要流一大摊脓。卫生队提出过锯腿的方案，冯光坚决不从，腿要没了，还怎么抗日？他就这样忍着，过一段时间开一次刀割掉烂肉，因为没有麻药，开刀的时候四肢被人死命地压住。

冯光回忆，养伤时十分想念其他兄弟，突然有一天，冯光智来看望他，但他张口就开始训弟弟不来看他，还抱怨大哥也不来看自己。然而其实在那个时候，大哥冯光仁就已经牺牲了。

半年多以后，冯光好转起来，又回到了部队。但他一直没有四弟冯光智的消息。直到1942年的一天，上级领导突然找到他，和他谈话，婉转地告诉他四弟牺牲了。四弟所在的游击队和日本鬼子拼刺刀，他被刺刀刺死。

因为身体一直不能完全康复，1943年，冯光被送到抗大学习，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被组织秘密派回山西孝义老家，开展工作。还没有解放，他不能暴露身份，也不能回家。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在他们兄弟三个离家革命的日子里，母亲和二哥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整天逃荒，不敢在家里呆。大哥参加革命前，家里还有妻子和一个儿子，后来外出逃难，再也没有回来过。“听说死了，也不知死到了哪里？”

家乡解放之后，冯光才在离家8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了老母亲。那天，他靠老百姓帮忙，把母亲接到根据地相见。老人家一看到儿子，就哭了。冯光没有给母亲说大哥和四弟牺牲的事情，母亲也没有问，也许在老人家心里，什么都明白。

冯家为抗日为革命付出了太多。然而在石像村，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革命者是英雄，可真正的英雄是背后的母亲，她们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儿子。

抗战岁月里，石像村的英雄前辈们在爱国思想的感召下，立志报效祖国，依然奔赴战场，英勇奋战，毫不畏惧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解放战争后，为了建设新中国，幸存者们再次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在各自的岗位上艰苦奋斗、鞠躬尽瘁。

“我辈矢志，再铸光辉中华”

“随着对石像村抗日事迹了解的逐步深入，越来越感觉石像人的伟大，在抗战的如此艰苦背景下，石像参军人数之多，捐粮捐款之踊跃，实乃是一种精神奇迹。”

山西孝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赵钟表示，我们对石像村的事迹、精神还会逐步总结、提炼、宣传。而石像“抗日模范村纪念馆”作为孝义市首座红色文化纪念馆将起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激励当代、昭示后人的重要作用，对于深度开发和挖掘孝义市红色文化内涵和革命教育底蕴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几年，孝义市的党员干部分期、分批前往石像抗日模范村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接受传统教育。

孝义市人民检察院官员任晓红在参观完纪念馆后表示，学习和发扬革命先烈对党忠贞不渝，追求理想、百折不挠的崇高品质，学习和发扬革命先烈一心为民，一切为民的百姓情怀，检察机关要做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为孝义市的转型跨越发展保驾护航。

村党支部书记白天全认为，建立纪念馆的意义一方面是纪念烈士，同时也是激励后代奋发图强，不忘历史，发扬先辈的革命主义精神，在新时代做出更大的贡献。

“身为革命烈士的后代，更有责任将革命先辈的光荣事迹传承，将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据石践小学校长任华鹏介绍，校园里随处可见关于石像抗日故事的宣传品，孩子们也都了解石像英雄的抗战故事。他们广泛在师生中开展“红色故事会、我是革命传人、红色小歌唱”等主题活动。在少先队活动日、烈士纪念日、清明节时，开展纪念烈士活动。定期邀请老红军、老革命来校为学生授课，讲述红色故事。每学期开学组织全校师生在抗日模范村纪念馆进行宣誓，重温抗战历史，不忘责任使命。

石像儿女所表现出的崇高民族气节、赤诚的爱国情怀、顽强的革命斗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我们奋勇前进。

当今的石像村，正如写在“抗日模范村纪念馆”墙上的标语一样——“光荣与骄傲永存；奉献与幸福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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