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對話”（注：《戴旭與美軍“中國通”的戰略對話》一書），有幾點感觸。

這種雙方中級軍官、高級學者點對點的交談乃至交鋒，是中美兩國、兩軍交流的組成部分。相對於國家對國家、軍隊對軍隊、代表團對代表團的面對面對話，他們這種單槍匹馬式的“過招”，顯得非常尖銳和深刻，其間有握手言歡也不乏鼓角爭鳴。這種真實，看起來是“交手”，其實是一種“交”“心”的境界。上兵伐謀，攻心為上。而這正是軍事的精髓和外交、政治的最高目標。兩個人對弈比兩群人下棋更耐看，無他，寧靜以致遠，奇思出妙著。高山之巔佇立的永遠都是孤獨的背影，思想天空上翱翔著的也永遠是寂寥的心聲。故，我並不因二人對話之場面小聲音弱而忽視。且其中很多見解令人耳目一新，比如雙方對於釣魚島中美沖突話題和最終解決方案，戴旭以歐亞大陸做棋盤推演論証，馬偉寧坦承戰爭非美選項。我支持並鼓勵這種“錐子互刺”式的探究，開誠布公式的交流。國防大學擔負著外訓任務，與外軍交流十分廣泛，中美高級軍事學者這種高質量的對話，是一個非常好的創意。在中美兩軍交流史上，這種樣式是“空前”的，希望不要“絕后”。

中國改革開放面向世界﹔美國籌謀世界重點也是在琢磨中國。中美互相把對方弄明白，世界上的事就好辦﹔而中美若復雜，世界就無法簡單。當下，中美經濟關系強，政治關系弱，軍事關系若即若離。而軍事恰恰是國際關系最真實的方面。一些地方學者總覺得雙方戰略互疑，這感覺主要就來自軍事方面。所以，中美軍事關系如何發展、如何演變，是一篇大文章。如何破題？雙方國家和軍隊都在思考。而戴旭和馬偉寧以對話形式，千裡走單騎，隱隱有春秋俠士、秦漢武士之風。美國年輕，軍氣剛勁﹔我軍未老，英風猶存！二人觀點如何姑且不論，於勇武一節，首先就值得點贊！有血性、敢擔當，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職業，有不同的內涵。我常說，思想之樹常青。要做到這一點，必須給思想者特別是年輕的思想者以充足的陽光和水分。

軍隊是青年的集體，要麼身體年輕，要麼思想年輕。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就是按照一幫年輕校官的設計打的。英國的富勒和法國的戴高樂都提出裝甲兵進攻理論，最后被德國的古德裡安採納，被隆美爾發揚光大。四個人都是校官。日本素來沒有哲學，但石原莞爾在20世紀30年代就看到世界將面臨東西方文明大決戰，他也是個校官。校級軍官承上啟下，是軍隊的中堅。校官的品質決定著軍隊的品質。

德國軍隊是近代軍制的創新、創建者。原來普軍老氣橫秋，有六十多歲的營長，八十多歲的將官。年老體衰，思想僵化，國王沉迷於華麗的軍裝和表演性演習。但萬幸的是，他們也是一支敢於正視自己，敢於大刀闊斧進行自我改革的軍隊。近代世界最宏偉的軍改大劇，在柏林軍事學校校長沙恩霍斯特的導演下開幕了。他是個愛思考的人，當過軍事雜志編輯，寫過軍事論文。在軍隊服役時，他痛感軍事體制陳舊，面對採用新型體制的拿破侖，他提出普魯士很難打防御戰，應主動出擊法軍。但國王膽小怕事，幻想和平，終致大敗虧輸。沙恩霍斯特搞了一個“軍事協會”，利用軍校條件，招攬軍中頭腦開放的軍官，設計普軍的軍事改革。被世界廣為仿效的總參謀部制於此發端。這些人中，就有二十多歲的克勞塞維茨。在論資排輩根深蒂固的軍中，沙恩霍斯特敢於大膽啟用年輕的思想者，氣魄直追漢武帝。

眾所周知，德軍后來威赫一時。“二戰”雖敗，但對現代戰爭藝術的貢獻無法否認。古德裡安在回憶錄中贊揚沙恩霍斯特這位“農民的兒子”是一個“勇敢、聰明、謹慎、嚴肅、絕不自私、絕不腐化”的偉大軍人。而沙恩霍斯特的門生克勞塞維茨，影響更是超出軍界和國界。曾任德軍參謀長的施利芬說：“通過它（《戰爭論》）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軍人。”

這位“德軍改革之父”和戰爭思想者，是中國軍隊特別是軍校和高層機關應該重點研究的“現象”。曾經有一個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麼中國大學培養不出世界級創新大師？這個“問號”叩擊的恐怕不僅僅是中國的大學。一個“獨尊儒術”帶來萬馬齊喑。高山之巔無美樹，大樹之下無美草。漫長史書，政治家招賢納士如漢高祖如唐太宗者鳳毛麟角。

近代以來，中國相對於世界最大的差距是戰略思想的荒蕪。鴉片戰爭爆發之后，中國最有眼光的人也不過是寫了《海國圖志》，教國人知道國外有國，可是這個工作幾百年前鄭和下西洋的時候就已經做到了。而此時，美國的戰略家席華德已經在幫林肯設計太平洋商業帝國了。之后，清朝大臣爭論塞防還是海防，而美國的另一個戰略家馬漢已經為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准備了“制海權”理論。眼界差了多少？如果把國家比公司，美國從一個小地區代理公司起家，百來年做到壟斷全世界的規模，靠的是什麼？不就是思想家“引路”、軍事家“開路”、政治家“駕駛”嘛。

當年晚清中日之戰、中歐之戰都是人才之爭的結果。曾國藩上書咸豐帝陳述，官場“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人才循循規矩准繩之中”“守者多而有為者少”“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光緒帝在《變法上諭》中說：“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結果，清朝這個數百年的“大企業”，最后由於“乏才”而“破產”、而“家破人亡”。

思想枯竭、精神萎靡，使晚清一切經濟、政治和軍事變革統統難落實處。暮鼓晚鐘，百年回響。今日中國爭衡世界，爭什麼，怎麼爭，歸根結底不還是人才嗎？孫子幾千年前比較兩國勝負時的五大因素“道、天、地、將、法”，其中“將”就是決定因素之一。打仗，打“將”，永遠如此。而打“將”，主要打的就是思想。

由二人對話，有感而發人才之論，實是情不自禁。中國全面的軍事變革拉開帷幕。習主席在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說，推動人才發展體制改革和政策創新，形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生動局面。國防大學是全國最高的軍事學府，擔負著為國家和軍隊培養人才的戰略任務，必須開風氣之先。以改革的勁風，蕩滌嫉賢妒能、空談誤國之風，淘汰濫竽充數、瑣屑顢頇之輩，打破資格、顛覆慣例，提供條件讓有真知灼見的人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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