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翟作軍跟隨第二野戰軍解放大西南，在入川途中收到了毛主席的電報，勉勵他要“服從指揮，加強組織紀律性，團結同志，勇敢作戰，去爭取進軍勝利。”凱旋歸來后，還受邀到中南海做客。1955年授銜之前，很多人都認為翟作軍是老紅軍，當過毛主席的貼身警衛員，還長期在戰斗一線，授的銜肯定不會低。沒想到，授銜命令公布之后，翟老隻被授予了少校軍銜，大家都為他打抱不平，勸他去找主席關照一下。但他從來沒有因個人職務的升遷向主席開過口，直到離休時還是正師職。對此，他常說：“看望毛主席老人家是私人感情，我投身革命不是為了升官發財，個人職務問題聽組織的。”

報告團成員劉文科，“七七事變”以后，受黨的委派，隻身一人潛入敵佔區，在平北地區開辟抗日敵后根據地，任昌（平）延（慶）聯合縣委書記、縣長、武裝部長，身兼三職，被當地群眾稱贊為“抗日孤膽英雄”。1981年劉文科離休時，組織上得知，他1936年就在家鄉參加了黨的地下活動，當地縣志上還有他的歷史記錄，隻要派人去調查核實一下，他的離休就可以算是紅軍，享受的待遇就會不一樣，但他堅決不讓組織派人前往，還勸慰大家說：“我現在的待遇已經夠好了，我的許多戰友命都沒了。我向組織要待遇，他們又向誰要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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