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知名軍事專家、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羅援最為人所熟知的，還是他那一個個充滿正能量的觀點和理性又犀利的剖析。

“這也許與我人生的兩個轉折有很大關系。”羅援說，一是參軍，磨煉了意志和血性，“再就是入黨，使我人生有了信仰、注入了靈魂，明白了一輩子要干什麼”。

羅援做過駐守祖國邊陲的戰士，上過戰場，從軍事科學院走上理論之路，在美國做過高級訪問學者，當過駐外武官，是全國政協委員……但在羅援心裡，自己的第一身份始終是一名黨員，第一職責始終是為黨盡忠、為國效力。

１９６８年９月，羅援入伍成為一名戰士。拿到軍裝那一刻，羅援暗暗給自己定了目標：“要年年當‘五好戰士’，爭取兩年內入黨。”

羅援早早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他積極表現、吃苦耐勞，工作和軍事訓練都走在前頭，贏得了領導和戰友的認可。

１９７０年３月的一天，黨支部開完會后，參謀張思印和政治協理員施輝章找到羅援。“他倆說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我成為預備黨員了。”羅援激動得一夜沒睡好。

那時，還沒有統一的宣誓儀式。３年后，在一次教育中，凡是沒參加入黨宣誓的黨員都要補辦一次集體宣誓儀式，羅援終於向黨旗許下終生誓言，“盡管大家都已把誓詞背得滾瓜爛熟，但念到‘隨時准備犧牲個人一切，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時，所有人還是都激動不已”。

不久，真正的考驗到來——羅援所在軍機關組織工作組奔赴作戰前線，協調所屬參戰部隊的行動。羅援聞訊后軟磨硬纏，終於被上級批准參戰。

經過部隊基層戰備與訓練的歷練和戰場上生與死的考驗，羅援深刻意識到，打贏戰爭不僅需要精兵強將和先進武器，更要有先進理論的牽引。從此，他漸漸迷上了軍事理論。

１９７８年１月，羅援調入北京。“文革結束后，軍事院校急需補充人員。”羅援回憶，我被調到軍事科學院后，發現自己要學習的東西實在太多。

在軍事科學院，羅援與同事一起完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史》等編纂工作，主持了《跨世紀發展戰略研究》等重大課題，與同事合著《戰略學》《國際戰略論》等……

“這是黨員的職責所在。”羅援說，“作為一名軍事科研工作者，隻有智力報國，才能對得起黨和人民的培養！”

２００８年，羅援從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的崗位上退了下來，同時當選全國政協委員。

近年來，羅援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輿論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我非常認同‘要文攻武備，不能文守武廢’的觀點。”羅援認為，在當今這個時代，“一定要要掌握輿論主動權，發出自己的聲音”。

面對西方媒體質疑中國軍費為何連續多年增長，羅援以６個“為什麼不”相回應：“為什麼別的國家面臨威脅時可以增加軍費，唯獨中國不可以﹔為什麼別的國家可以搞國防現代化，唯獨中國不可以？……”

在甲午戰爭１２０周年之際，羅援撰文《甲午戰爭慘敗十大教訓》，明確指出“國殤傷在政體，體制落后必然挨打”“戰敗敗在貪腐，腐敗不除未戰先敗”“強國必須強軍，軍不強國必弱”……

時至今日，幾經風雨，羅援更多了一股“任爾東西南北風”的堅韌與平靜：“我是一個老兵，更是一名共產黨員，隻要是以黨、國家與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再多阻礙我也會義無反顧，勇往直前。”（楊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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