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氣喘吁吁地往上攀。149個台階，陡峭，陰冷，潮濕，像天梯般通向高高的山頂﹔因為極少有人光顧，台階的立面長出一團團毛茸茸的綠苔﹔我幾乎每上兩三個台階，就要停下來喘口氣，腿肚子在一顫一顫地抖。

山頂上立著湘鄂川黔邊根據地紅二、六軍團革命烈士紀念碑。

我固執地要爬上去看這面碑，向長眠在這裡的紅二、六軍團的烈士們默哀，敬獻花圈。因為，我是紅二、六軍團總指揮賀龍的女兒，也是紅二、六軍團的女兒，血脈裡流淌著他們的血。當年還在母親的肚子裡，我就跟著他們跋山涉水，翻山越嶺，是這支隊伍中年齡最小的人。而今，千裡迢迢回到天子山為父親掃墓，然后直奔這裡。我想，我祭奠了父親，怎麼能不來拜謁這些曾經與父親生死相依的烈士呢？

紅二、六軍團從統帥到士兵，是一個龐大的集團，一個親密的戰陣，別說近80年前長眠在這裡的烈士，即使當年有幸活下來，跟著父親去長征，再跟著父親走進人民共和國的那些功勛卓著的將士，如今活在世上的，還有幾個？

當一代人靜悄悄地謝幕，一個轟轟烈烈的時代遠去，他們靈魂的歸宿，一定都在這片曾經讓他們魂牽夢縈的土地上。因此，我必須攀到山頂上去，站在紀念碑前，對烈士們表達我的敬仰和思念。

身后跟著密密麻麻的一大群人。回頭一看，黑壓壓的，都低著頭，心情同我一樣沉重。我往上爬，他們也爬。我停下來，他們也停下來。從張家界出來的時候是兩輛車，路過父親的故鄉桑植，母親的故鄉慈利，悄悄跟上來好幾輛車。我在小鎮上瞻仰幾個紅軍舊址，鎮上的人差不多都涌來了，小小的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他們有從桑植、慈利和永順縣城趕來的干部，有部隊官兵，更多的是當地父老鄉親，許多人見面就叫我“姑姑”，多大的人和多年輕的人都這麼叫。自從父親端了芭茅渓鹽局，湘西跟著他出來打江山的子弟兵，太多了。無論從血脈還是倫理上說，他們的后人都是我的親人，誰從人群裡擠進來叫我一聲姑姑，我都答應，和他們手拉手，惺惺相惜。我知道他們不僅僅是來看我的，還想通過我回望那個血火澆鑄，讓他們既模糊又驚奇的年代﹔回望他們從未謀面，但在80多年前就獻出了生命的爺爺奶奶、叔叔伯伯們。

這個地方叫塔臥，是湘西永順一個古色古香的老鎮。

近80年了，穿過漫長的時空隧道，你是否還能看到隧道那頭閃爍的光亮？

南昌起義后，父親赤手空拳再次從上海輾轉洪湖回到湘西，舉行“年關暴動”。手握大刀、梭鏢和鳥銃圍繞在父親身邊的，有他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時的老部下，有在南昌起義中失散的官兵，大多數是農民，僅賀家宗親就不下3000人。不到兩年，便有了列入中國工農紅軍編制序列的紅二軍團。這支隊伍誕生、發展和迅速壯大，成了湘鄂川黔四省反動政府的心腹大患。

湘西是父親的故鄉，又是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多民族雜居之地，純粹由瀟湘兒女組成的這支革命武裝，舍家舍命，英勇頑強，就像漫山遍野生長的芭茅草，到了春天就發芽，點一把火就燃燒。正因為這樣，這支隊伍在整個中國工農紅軍的紅色家譜中，素以不怕掉腦袋，特別能戰斗著稱。我遠近聞名的大姑賀英，在父親回到湘西重新拉隊伍的時候，把她一手拉起的上千人隊伍交給父親指揮，正是在紅二軍團被迫東征后，因叛徒告密而犧牲在殘酷的戰場上。已經有4個孩子的四姑賀滿姑，死得更慘，她被敵人包圍后，因寡不敵眾被俘，被反動派押到縣城示眾，當場五馬分尸。我母親因為懷著我姐姐紅紅，行動不便，不能跟著父親的隊伍走，被迫流落在還鄉團猖獗的桑植、慈利一帶山林裡，披星戴月，東躲西藏。姐姐紅紅生下來剛滿周歲，一場麻疹襲來，我母親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她死在自己懷裡。

與紅二軍團在黔東木黃鎮會師的紅六軍團，3個月在湘贛邊界的西征路，同樣是用烈士的鮮血鋪成的。1934年8月，國民黨調集50萬大軍向江西中央蘇區展開第五次瘋狂大“圍剿”，中央為了保存力量，准備大規模轉移，命令戰斗的湘贛邊永新、遂川一帶的紅六軍團先行探路，旨在與我父親在湘西創建的紅二軍團會合，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蔣介石看出紅六軍團的意圖，嚴令湖南、貴州和廣西三省軍閥圍追堵截。紅六軍團且戰且走，當他們走到貴州石阡甘溪鎮，遭到湘黔桂三省軍閥24個團的聯合夾擊。甘溪鎮位於梵淨山深處，山巒疊嶂，道路崎嶇，三省敵軍鐵壁合圍，堵死了所有要道和隘口。紅六軍團進入包圍圈，數倍於我軍的敵人像瘋狗一樣扑上來，戰斗打得異常慘烈。紅軍左沖右突，喋血奪關，一支出發時兵強馬壯，達9000人的隊伍，突出重圍后隻剩下3000余人。梵淨山綿延縱橫數十裡，在它的溝溝壑壑山山嶺嶺，到處堆著紅軍的尸骨。

紅二、六軍團於1934年10月24日在黔東木黃鎮勝利會師，但在川西南腰界召開會師大會的第二天，便向湘西開拔，展開前程未卜的湘西攻勢。為什麼在黔東會師，卻跑到四川邊緣的南腰界去召開會師大會呢？敵人從梵淨山追過來了啊！他們必須利用湘川黔三省軍閥對邊地相互推諉造成的縫隙，以最快的速度擺脫危機。再說，此時中央革命根據地的10萬紅軍已開始大搬家式的長征，倉促踏上征程的大部隊必須通過湖南和貴州境內，中央賦予紅二、六軍團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把圍追堵截中央紅軍的大量敵人吸引到自己的身邊。從湘贛邊界走來的紅六軍團官兵以為長期活動在湘鄂川黔的紅二軍團有現成的根據地，我父親在兩軍會師大會上說了那段幾十年后依然讓他們刻骨銘心的話。我父親說：“六軍團的同志們，你們辛苦了！你們經過幾千裡的遠征，本來應該讓你們好好休息，可是蔣介石不批准啊！他對我們蘇區反復圍攻，想要吃掉我們。我們呢，就要打到外線去，給他點厲害看看！現在，根據地就在我們的腳板上！”

那時，我父親還沒有見過毛澤東，但他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極為欽佩，對毛澤東在井岡山創建的中央紅軍一見如故。當時紅二軍團還沒有電台，兩軍會師的消息，是通過紅六軍團帶來的兩部電台報告中央的。中央又通過紅六軍團的電台下達組建紅二、六軍團的命令﹔同時命令我父親擔任紅二、六軍團總指揮兼紅二軍團軍團長，紅六軍團隨隊軍政主席任弼時任紅二、六軍團政委，蕭克任紅二、六軍團副總指揮兼紅六軍團軍團長。關向應任紅二軍團政委，王震任紅六軍團政委。從這天起，我父親與任弼時、蕭克、王震，還有紅六軍團參謀長李達，這些從江西中央蘇區來的著名革命領導人，割頸相交，血肉與共。

11月7日，紅二、六軍團佔領湘西北部咽喉永順縣城，對尾隨而來的湘軍陳渠珍部展開戰斗。當時湖南軍閥何鍵的主力，正被中央紅軍吸引在湘江﹔湖北軍閥徐源泉的部隊，屯聚在鄂西施南地區和洞庭湖濱的津市、澧州兩地。緊盯紅二、六軍團不放的，唯有“湘西王”陳渠珍。陳渠珍是我父親的老對手，相互打了許多年，雖然他的兵力多於我軍，但內部派系林立，指揮雜亂，官無規束，兵無嚴紀，戰斗力渙散。而會師后從黔東直插湘西的紅二、六軍團，雖然隻有8000子弟，但都經過嚴酷的戰爭鍛煉，官兵們覺悟高，士氣旺盛。

戰場選在永順境內龍家寨十萬坪，那是一條南北走向的狹長谷地，杉木河貫穿其間，谷地長約15華裡，寬約4華裡，地勢平坦，可裝入大量敵人。在永順縣城休整7天后，我父親命令用600塊大洋買下縣城西側的一座花橋，一把火燒了，斷敵退路，沿途丟棄一些破草鞋、破木箱、破槍，幾匹骨瘦如柴的馬，將敵人一步步引進預設陣地。陳渠珍是個剛愎自用的老油條，他真以為紅軍倉皇逃竄，率部一路狂追，當他們完全進入十萬坪時，兩邊槍聲大震，紅軍像暴風驟雨般席卷而來，讓他們陷入逃無可逃的境地。

十萬坪大捷，是紅二、六軍團會師后打的第一個大仗，殲敵1000余人，俘敵旅參謀長周植先和團長以下2000余人，繳獲長短槍2200余支，輕機槍10挺和大量子彈、馬匹等軍用物資。

11月17日，紅軍重佔永順城。接著兵分兩路，分別奪取桑植、大庸兩城。至月底，摧毀陳渠珍10個團，把永順、桑植、龍山、保靖、大庸大部分地區納入新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管轄區域。縱400裡、橫240裡的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宣告誕生。

12月10日，新成立的湘鄂川黔臨時省委、省革委、省軍區機關，從大庸遷至永順北部的塔臥辦公。從此，這個古老的鎮子成了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的政治和軍事中心，成了紅二、六軍團像模像樣的家。緊接著，根據形勢需要，軍團決定在塔臥的雷家新屋創辦紅軍大學，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分校，由蕭克任校長，譚家述任副校長。紅軍大學教政治、教軍事，講述戰術規則、射擊學原理等課程，也開“馬克沁”機槍如何分解與結合這樣一些實用課。

還有一件要事，是擴紅，當時提出的口號是“猛烈地擴紅”。因戰斗頻繁，兵員消耗非常嚴重，部隊抽調善做群眾工作的指揮員，與地方蘇維埃政權密切配合，在周圍數縣積極開展擴紅運動。根據地一時出現父母送兒子，妻子送丈夫，兄弟幾個爭先恐后當紅軍的熱潮。民間流傳這樣的順口溜：“擴紅一百，隻要一歇﹔擴紅一千，隻要一天﹔擴紅一萬，隻要一轉。”當地史料記載，從1935年1月至10月，塔臥所在的永順縣有6000多人參加紅軍，郭亮縣有4000多人。兩縣另有100多名婦女站進了紅軍的隊伍中。桑植、大庸和慈利三縣參加紅軍的也不在少數。經過擴紅，紅二軍團由會師時的4100人，發展到9200人﹔紅六軍團由會師時的3300人，擴大到11000人。紅十七師有個連隊160名戰士，全是永順人。

1935年春，蔣介石調集湖南、湖北兩省十幾個師約11萬人，“圍剿”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塔臥作為紅色心臟的平靜被打破了，紅二、六軍團決定跳出外線，經桑植陳家河過江深入到湖北恩施、鶴峰一帶，避其鋒芒。當部隊接近水鎮陳家河時，發現該地已經被敵人佔領，長長的隊伍停在離陳家河12裡路的山地待命。佔領陳家河的敵人是陳耀漢師的一個旅，但立足未穩﹔該師的另一個旅正經桑植縣城向塔臥進發。父親和幾個軍團首長商議決定立即展開部隊，向陳家河之敵發起攻擊，奪取過河碼頭。戰斗進行得非常順利，一口氣消滅敵人兩個團。通往湖北的大路被打通了，但這時得知敵東南李覺和陶廣兩個縱隊因佔領塔臥，正忙於慶祝“勝利”﹔西路張振漢縱隊遠在永順與龍山之間，遠水解不了近渴﹔唯陳耀漢師兩個旅齊頭並進，孤軍深入，其經桑植向塔臥靠近的那個旅，估計已進入永順桃子溪境內。而從陳家河翻過一片大山，就是桑植通往塔臥的必經之地桃子溪，送上門的大餐哪有不吃之理？軍團首長覺得機不可失，當即放棄過江計劃，改向桃子溪奔襲。傍晚到達桑植縣城至桃子溪的三岔路口，六軍團前衛判斷從縣城開來的敵人剛剛通過，報告總指揮部。我父親當即下令冒雨出擊，殲滅這股敵人。當晚掌燈時分，紅軍借夜色和暴雨，從村子四面的山林裡包抄而來，如神兵天降。來自江北的敵人素來害怕雨戰和夜戰，頓時土崩瓦解。此戰，陳耀漢的師部和下屬旅部及兩個團，被一舉殲滅，唯有作為北路縱隊司令的陳耀漢和他的特務連僥幸逃脫。我軍在戰斗中繳獲了兩門山炮，紅二、六軍團從此有了重武器。

3天打了兩個漂亮的殲滅戰，紅二、六軍團發現湘鄂兩省的敵人雖然強大，但擁兵自重，完全可以利用邊地的特殊地理條件與其周旋，各個擊破。再說，桑植是父親的老家，加上他的外婆是與桑植一江之隔的湖北鶴峰人，我母親家在慈利，在革命前后，他走遍了這兩大片地域。在此指揮兩個軍團戰斗，他輕車熟路，用老百姓的話說，是龍回到了水裡。

湘西攻勢至此不足3個月，戰績卻是相當輝煌。此時，從貴州傳來消息，中央剛開過遵義會議，毛澤東重新回到軍事統帥的位置，由於採取了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中央紅軍對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開始變被動為主動。不過，中央紅軍擺脫了重大危機，真正考驗紅二、六軍的時候也到來了。因為中央紅軍進入雲貴川，湖南軍閥何鍵完成了截擊和追擊任務，回師湘西，“圍剿”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的敵軍陡然增至80個團。面對蜂擁而至的敵人，紅二、六軍團及時調整戰略戰術，把對湘軍取攻勢、對鄂軍取守勢，改為對湘軍取守勢、對鄂軍取攻勢，戰線伸展到湖北宣恩地區。之后半年，他們機動靈活，在湘西和鄂西來回穿插，連續打了忠堡、板栗園、芭蕉坨等幾個大仗，殲敵2個師，1個旅，1個師部，斃敵師長謝彬、旅長李延齡，活捉敵師長以下軍官100多人，士兵8000多人。被活捉的敵師長，即西路縱隊司令張振漢。

張振漢是在忠堡戰斗中被俘的。說是“圍剿”紅軍，最后竟連他這個縱隊司令都被紅軍捉住了。張振漢被俘后，紅軍戰士們摩拳擦掌，紛紛要求把他殺了。在一片殺聲中，我父親卻說：此人不殺，讓他在紅軍大學高級班當教員。父親還說，戰爭是要死人的。國民黨軍那麼強大，武器那麼好，那麼訓練有素，而我們是一支農民軍隊，在戰斗中全憑一股血勇之氣，猛打猛沖，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何時能取得勝利？我們辦紅軍大學，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怎麼改變呢？把敵人的本事學過來就是一招。別看張振漢成了我們的手下敗將，但他懂軍事，懂戰略戰術，紅軍大學正缺這樣的老師。

張振漢換上紅軍的灰布軍裝，果真當了紅軍大學的老師，而且是最受歡迎的老師。他教軍事理論，也教新繳獲的武器如何操作。幾個月后，他又作為紅軍的一員，隨將改編為紅二方面軍的紅二、六軍團長征，成為唯一參加過紅軍長征的國民黨軍中將。到延安后，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他，還讓有關部門派人到武漢找到他太太，幫她化妝成農婦，接到延安，讓他們夫妻團圓。解放后，張振漢官至武漢市副市長。

1935年11月19日，接到中央命令，父親帶著紅二、六軍團20000官兵，帶著繳獲的武器彈藥和給養，也帶著我這個生下來隻有18天想送卻沒有送出去的嬰兒，告別荒山野嶺埋葬著他們成千上萬的同伴，在桑植劉家坪宣誓長征，追趕一年前踏上長征路的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

1981年，為革命付出重大犧牲的永順人民，在塔臥慷慨地用一座山，建起了高聳入雲的“湘鄂川黔邊根據地紅二、六軍團烈士紀念碑”。碑名由紅二、六軍團副總指揮，當年在湘西成為我姨父的蕭克上將題寫。

沿台階攀上山頂，出現在人們面前的烈士紀念碑，頂天立起，直插雲霄，就像從巨大劍匣裡拔出的一柄利劍，必須昂起頭，倒退好幾步，才能看到碑頂。朵朵白雲從碑頂悠然飄過。看見18個熟悉的鎦金大字，父輩們的音容笑貌扑面而來，我止不住淚流滿面。

就在這時，我看見了另一面碑。那是立在幾棵鬆樹下的烈士名錄碑。我走過去看這面碑，仔細辨認碑上刻著的姓名。然而，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把粗糙的碑面侵蝕得斑斑駁駁，我沒有讀出一個完整的名字，甚至一個完整的字。這讓我心生悲涼，有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

瞻仰完烈士紀念碑和烈士名錄碑，在一個能看見塔臥全貌的位置，我默默站了一會兒，眺望了一會兒。永順在湘西不算發達，偏僻的塔臥與我幾十年前來尋訪時看到的樣子一樣，浮現在眼前的仍然是一片片魚鱗般的黑色屋瓦。往遠處看，是層層疊疊的山，波浪起伏的嶺，一縷縷灰白的霧在黛青的山色中緩緩地飄，分不清是炊煙還是雲朵。這時候，自然而然，在我的腦海裡蹦出了幾句詩，是在戰爭年代犧牲了6位親人的毛澤東在1959年回湖南韶山故鄉時寫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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