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時節，陝北高原依舊滿目蒼翠。一座２５米高的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紀念碑，矗立在陝西省延安市吳起縣的勝利山上。山腳下，南來北往的游客絡繹不絕，或在紀念碑前合影留念，或注視著浮雕凝神深思，追憶紅軍長征的往昔崢嶸。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歷盡千難萬險抵達吳起。當時吳起還是一個鎮，交通偏僻、人煙稀少。但就是在這塊貧窮閉塞的土地上，中央紅軍迅速“落地生根”，並開啟了在延安１３年的光輝歷程。

陝北，緣何成為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繼而又成為中國革命的出發點？

延安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楊鈞說，到達陝北后，黨中央一方面指揮打贏了直羅鎮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陝甘蘇區的“圍剿”，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一個奠基禮﹔另一方面，及時糾正了當時蘇區的錯誤肅反，使西北根據地轉危為安。

此時，初步擺脫困境的中國共產黨人，站在更高的歷史起點上，以富有全局性的戰略眼光，考量著中國革命的未來。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的瓦窯堡會議，成為時局的重大轉折。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人鮮明提出，黨不僅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

“這在黨的理論上是‘石破天驚’的新話。”中國延安干部學院教學科研部教授王濤說，瓦窯堡會議提出將蘇維埃共和國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重大調整。自此，一切革命階級都被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為此后黨領導全民族抗戰和中國革命，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這也是紅軍能夠迅速在陝北‘落地生根’最重要的保障。”

根據地的面貌自此煥然一新。黨的土地政策、知識分子政策、文化政策隨之迅速調整，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瓦窯堡革命舊址紀念館原館長王志厚講述的一段往事，生動詮釋了當時發生在陝北的變化。

“瓦窯堡有個文化人叫侯錫康，出身富人家庭，原本是教師，因為擔心出身問題，不再從事教育工作。干部就上門向他解釋黨的政策，告訴他無論出身如何、過去表現如何，都既往不咎，隻要認同黨的主張，就可以繼續當教師。這個人后來一直在當地教書育人，成為頗有影響力的文化人。”王志厚說。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抓住“一二九”運動后全國抗日熱情高漲的時機，迅速恢復了黨在華北地區的組織和干部隊伍。此外，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推動整個干部隊伍的覺醒。“這些工作，為黨領導全民族抗戰，提供了必要的組織基礎和干部准備。”王濤說。

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發展到３０萬人，到到達陝北后不足３萬人，找到了正確政治方向的中國共產黨，爆發出驚人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人在經歷了二萬五千裡長征之后，思想上和組織上走向成熟，由於掌握了真理，才能迅速在陝北扎下根來。也正因為如此，陝北才成為長征落腳點、革命出發點。”王濤說。（陳晨、梁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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