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的紅軍隊伍，是一個充滿關愛溫暖的革命大家庭，紅軍將士把生的希望讓給戰友，把死的威脅留給自己﹔在凶殘敵人的圍追堵截面前，並肩作戰﹔在空氣稀薄的雪山路上，攙扶鼓勵﹔在茫茫草地的篝火旁邊，依偎取暖……這正是紅軍的凝聚力、戰斗力之重要源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詩經》中的名句反映出將士在強敵與危難面前舍生忘死、同仇敵愾的生動景象。回顧80年前的長征路上，這樣的景象何其多也！漫漫征途，紅軍將士在危難當中同甘共苦、團結一致、共御頑敵的一幕幕，讓人們在充滿硝煙與死亡的味道裡，強烈感受到一種超越苦難的高尚人格與革命情誼，以及這種人格和情誼在那場異常艱苦的遠征當中展現出的強大力量。

　　（一）

　　在艱難的革命戰爭年代，我軍為什麼能夠從小到大、由弱變強，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一條重要經驗就是遵循官兵一致、尊干愛兵的原則，建立了良好的軍隊內部關系。而這種良好內部關系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薪火相傳，說到底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

　　毋庸諱言，人民軍隊在初創之時，部分官兵是從舊軍隊脫胎而來的，舊軍隊的制度、思想和習慣難免反映到革命隊伍中來，打罵士兵成為當時較為普遍的現象。毛澤東主持起草、古田會議通過的《決議案》，有這樣一段文字：“各部隊中凡打人最厲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顯著的例子，如三縱隊第八支隊部某官長愛打人，結果不僅傳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軍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隊第二十五大隊曾經有一時期來了一個最喜打人的大隊長，群眾送給他的名字叫做鐵匠，結果士兵感覺沒有出路……”

　　毛澤東講的“鐵匠”，就是后來成為共和國開國上將的郭天民。參加革命之初，郭天民對國民黨反動派一腔仇恨，作戰勇敢，身先士卒，哪裡有槍聲就帶領部隊往哪裡沖，見到有人膽小怯陣或行動怠慢，他往往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輕者痛罵，重者體罰。1929年12月下旬，郭天民參加了在古田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會上，毛澤東在提到紅軍要肅清封建軍閥主義殘余的影響，堅決廢止肉刑的問題時，曾當眾批評郭天民說：“戰士們稱你是郭‘鐵匠’哩！”這對郭天民震動很大，促使他認真思考無產階級革命軍隊與資產階級反動軍隊的根本區別，領悟到隻有官兵一致才能打勝仗的道理。

　　古田會議特別強調，紅軍官兵都是階級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兵之間隻有職務分別，沒有階級的分別，官長不是剝削階級，士兵不是被剝削階級﹔官長應當愛護士兵，關心士兵的政治進步和生活狀況，特別應當關心傷病兵，給予他們以優待﹔保障士兵的民主權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堅決廢止肉刑，糾正打罵士兵等舊軍隊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長，自覺接受管理，糾正絕對平均主義、雇佣觀念、消極怠工等錯誤思想傾向。人民軍隊處理內部關系的原則，通過決議的形式由此加以確立，團結友愛的官兵關系逐步建立起來。“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工農來歡迎，官長士兵一個樣，沒有人來壓迫人”的動人歌謠，也從贛南、閩西飄向了全國蘇區。

　　（二）

　　軍隊內部關系的核心是團結問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等，都反復說明團結和諧的內部關系對軍隊行軍打仗的極端重要性。團結、友愛、和諧、純潔的軍隊內部關系，是一種積極向上的人際關系。在這種關系浸染下，軍官與士兵能夠自覺認同、溝通與合作，進一步增進軍隊整體和諧與穩定，增強軍隊的內聚力和親和力。

　　長征中的紅軍隊伍，是一個充滿關愛溫暖的革命大家庭，紅軍將士把生的希望讓給戰友，把死的威脅留給自己﹔在凶殘敵人的圍追堵截面前，並肩作戰﹔在空氣稀薄的雪山路上，攙扶鼓勵﹔在茫茫草地的篝火旁邊，依偎取暖……這正是紅軍的凝聚力、戰斗力之重要源泉。

　　長征中黨和紅軍的領導人與大家同甘共苦，更是對廣大紅軍指戰員莫大的鼓舞。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在《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日子裡》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紅軍在湘南通過第二道封鎖線時，他因患瘧疾發高燒。毛澤東把自己的擔架讓給他，安慰他說：“同志們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這不要緊，因為我們都是同志。”在翻越海拔4900多米的夾金山時，毛澤東把馬讓給傷病員和體弱的女同志使用，並且說：“多一個同志爬過雪山，就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氣候驟變，冰雹劈頭打來。他拉著戰士的手前進，同時囑咐大家：“低著頭，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萬不要撒開手！”一會兒，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頂空氣就越稀薄，一些體力弱的戰士一坐下來就再也沒有起來。毛澤東對坐在雪地裡休息的戴天福說：“你坐在這裡非常危險的，來，我背著你走。”警衛員吳吉清搶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澤東幫扶下走向山頂。

　　在過草地的最后幾天裡，糧食發生嚴重困難。周恩來叫警衛員把僅存的一點青稞全部拿出來分給大家泡水喝。警衛員擔心地問：“那以后你吃什麼？”周恩來嚴肅地說：“有同志們活著就有我。隻要多留一個革命同志的生命，就給革命事業增一份力量。”另有一位叫鄧仕俊的戰士在戰斗中負了傷並患上了傷寒病，實在走不動了，面對茫茫大草地流下了淚水。師政委楊朝禮得知后，決定留4個同志抬他走。鄧仕俊在同志們的照料下終於趕上了部隊，但抬他的4個人卻倒下了3個。革命勝利后，他以“生命”為題寫下這段回憶，深情懷念犧牲的戰友，他說：“一想到這，我就越發感到我的生命不是屬於自己的。”

　　團結出向心力，團結出凝聚力。環境越艱苦，階級感情就越深厚﹔戰斗越殘酷，革命情誼也就越牢固。這種血與火熔煉出來的兄弟情、戰友愛，凝聚起同心斷金的巨大威力。此時此刻，我想到浙江奉化蔣介石的家鄉有個妙高台。當年，隻要這位國民黨總裁、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從溪口去妙高台別墅，必定乘坐兩人抬的滑竿（轎子）。這棟地處雪竇風景區、海拔不足400米的別墅，與海拔四五千米、荒無人煙的皚皚雪山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一個是在將士面前頤指氣使、養尊處優，一個是在官兵面前率先垂范、同甘共苦。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領袖們所表現出來的迥異態度，足以揭示出人民軍隊為什麼能打勝仗，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贏得天下的真諦所在。

　　（三）

　　良好的官兵關系不但是我軍團結自己、保持強大凝聚力的先決條件，而且是戰勝敵人、提高戰斗力的重要保証。堅如磐石、牢不可破的官兵關系，意味著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兄弟情誼，意味著“可與之赴深溪”“可與之俱死”的熱血情懷。這種情誼、勇氣和決心，能夠促進官兵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激發官兵一往無前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保証部隊從勝利沖向勝利。在驚心動魄的遠征路上，紅軍官兵既要面對千難萬險的自然環境，又要迎擊窮凶極惡的追兵阻敵，如果沒有精誠團結、齊心協力的革命情誼和優良作風，要戰勝這些困難是不可想象的。

　　遵義會議后的第一場戰斗是在赤水河以東的土城進行的，因情報有誤殲滅戰變成了消耗戰。為了扭轉戰斗的不利局勢，中革軍委主席朱德決定親自上前線，直接指揮作戰。《朱德傳》就生動形象地記載：“這樣做，自然十分危險。毛澤東連吸了幾支煙，沒有答應。朱德把帽子一脫，說：‘老伙計，不要光考慮我個人的安全。隻要紅軍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敵人的槍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澤東終於點了頭。朱德和劉伯承到達前沿陣地指揮戰斗，給苦戰中的紅軍指戰員以極大鼓舞，終於頂住了川軍的一次次沖鋒。”

　　位於鬆潘大草地東北方向的包座，是紅軍進入甘南的必經之路。在攻打包座的慘烈戰斗中，第四軍第十師師長王友均從一名戰士手中奪過一挺機關槍沖上戰場，待敵人出現退卻跡象的時候，他從身后拔出了那柄寒光凜凜的大刀，吼了一聲：“交通隊，跟我上！”這支每個官兵配備一支德國制造20響駁殼槍、外加一柄鋒利大刀的交通隊，是王友均師長的一張王牌。果然，在王師長的率領下，駁殼槍一響，敵人倒下了一片，然后大刀如林地朝著敵人揮了過去。紅軍不顧一切拿下了包座，而年輕的紅軍師長王友均卻長眠在包座河下游的求吉寺。時為第四軍軍長的許世友跪在他的遺體前仰天長嘆。時任該師交通隊班長的李德生，因未能保護好師長的安全而遺恨終生。

　　在敵我力量懸殊，自然環境惡劣的危險境遇下，弱小的紅軍之所以能夠化危為機、轉危為安，靠的就是黨領導下的堅強團結，靠的就是領導干部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的英勇精神，靠的就是廣大官兵患難與共、肝膽相照的革命情懷。此后，我軍在艱苦卓絕的歲月裡繼續轉戰，在分散割據的條件下繼續開展武裝斗爭，盡管每一支部隊的成員變化都很快，但是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團結戰斗、甘苦與共、生死相依，充滿階級友愛。這種官兵一致、親如兄弟的深情厚誼，保証了我軍歷經艱難而不潰敗，直面強敵而不退縮。國民黨軍曾有人由衷地感慨道：“我們學不了，就官兵一致，一律平等這一條，就學不來。”

　　（四）

　　穿過戎馬倥傯的時空隧道，從朱德上山挑糧的扁擔、長征草地充飢的皮帶、上甘嶺坑道傳遞的蘋果中，凝練出的官兵一致原則是我軍政治工作三大原則之一，是黨的群眾路線在建軍治軍實踐中的生動體現，是我黨我軍優良傳統作風和特有政治優勢。

　　長征的歷史隨著時光飛逝已漸行漸遠，但蘊含“緊密團結”“生死相依”“患難與共”等內容的精神財富，在新形勢下始終燃燒著不滅的火焰。當前，在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道路上，我們還有許多“雪山”需要攀登，還有許多“草地”需要征服。這就要求我們繼承和發揚紅軍長征的光榮傳統，使廣大官兵在承擔使命任務中能夠齊心協力、共克時艱，在日常交往中能夠坦誠相見、傾心相助，讓融洽官兵關系、凝聚軍心士氣的政治優勢，成為攻堅克難、開啟勝利之門的時代鑰匙。(劉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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