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東征總指揮部舊址位於山西省交口縣桃紅坡鎮大麥郊村東山坡上一個叫“城門裡”的宅院裡。它坐北向南，為三進四合院落，由窯洞式結構和木式結構建筑組合而成。

　　人們知道長征,但許多人並不知道紅軍東征。

　　80年后的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這個標志著中國革命由國內戰爭轉向民族解放戰爭的重要拐點，可以發現，它是中央紅軍與陝北紅軍會師后，挾百戰余威主動實施絕地反擊的英明之舉。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華大地的蠶食鯨吞，面對國民黨政府對陝甘蘇區的大舉進犯，共產黨人再一次展現出他們開闊的胸懷胸襟、成熟的政治智慧和過人的軍事膽識。

　　東征勝利結束后，在陝北延川縣太相寺召開的慶祝大會上，毛澤東在總結東征時指出：紅軍東征打了勝仗，喚起了人民，擴大了紅軍，籌備了財物。而從更長遠、更深刻的精神傳承角度去審視，東征不只是中國革命的一張傳奇名片，更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底片。

　　——編 者

　　意見不一的決議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是六易落腳點,最后選擇延安作為大本營。

　　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雖然率領陝甘蘇區軍民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三次“圍剿”，站穩了腳跟，創造了開展革命新局面的條件，但是陝甘蘇區這個大本營面臨的局勢還很嚴峻：紅一方面軍隻有1萬余人，蘇區面積狹小，人口稀少，經濟落后，糧食和工業品缺乏，紅軍給養困難，擴軍很不容易。國民黨重新調集陝、甘、寧、綏、晉五省軍隊對陝甘蘇區進行“圍剿”，並加緊實行經濟封鎖和政治破壞。

　　紅軍和蘇區的出路何在？

　　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窯堡會議上，飽嘗喪失根據地之苦的許多領導同志，對此曾有過不同的意見：有的主張紅軍應當以鞏固陝甘蘇區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發展，尋求與國民黨中央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作戰﹔有的主張往西，向寧夏求得發展﹔有的主張立即北出五原、包頭，與日軍爭先機，並可打通與蘇聯的聯系，取得國際支援。

　　但毛澤東主張紅軍應當乘全國抗日高潮的形勢，東渡黃河向山西發展，在發展中求得蘇區的鞏固。

　　他在闡述這一主張時指出：東渡黃河進入山西作戰，可以進一步北進綏遠或東進河北，爭取對日直接作戰，把國內革命戰爭同民族抗日戰爭結合起來，推動華北乃至全國的抗日運動新高潮﹔又可以避免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對峙，有利於同他們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可以威脅閻錫山的老巢，迫使其把入陝的晉綏軍調回山西，以緩解對陝甘蘇區的軍事壓力﹔山西人口稠密，物產豐富，便於紅軍擴大兵員，解決給養，建立抗日根據地。最終，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

　　雖然瓦窯堡會議決議對紅軍發展的主要方向應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綏遠等省的戰略方向已經確立，但不少人對東征山西到底是否妥當仍心存疑慮，為此，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多次闡述：為了保衛陝甘根據地，紅軍東征是“以發展求鞏固”的唯一抉擇。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6年3月20日至27日在晉西地區的上益千村、石口村、四江村、羅村等地流動中召開擴大會議，史稱晉西會議，再次確定了紅軍“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原則，目前以經營山西為主，也要准備在河北、山西、綏遠三省進行運動戰。毛澤東特別強調：“山西的經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沒有山西即不能設想同日帝進行大規模作戰。”

　　從東征醞釀到實施行動，都有過不同意見的探討甚至爭論，秦邦憲、王稼祥、何克全對東征都持有不同意見，林彪甚至一度不同意毛澤東東進山西的主張，要率部到陝南打游擊。然而毛澤東、張聞天等領導人對不同意見虛心聽取、耐心說服，通過一系列的會議和電報往來，循循善誘，最后形成了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的局面，保証了東征勝利。

　　一首民謠成為戰歌

　　在石樓縣縣城一角的紅軍東征紀念館，巨幅石刻《紅軍東征歌》嵌入高牆：“密雲遮星光，萬船亂梭飛，黃河上渡過民族英雄們，摩拳擦掌殺氣高，我們鐵的紅軍。……紅旗山西飄，同胞齊歡迎，賣國賊陰謀挨了當頭棒，抗日救國大家來，工農商學兵”。

　　石樓縣文物旅游局局長曹哲源介紹：東征期間，時任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紅軍於1936年3月10日正式改稱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面對士氣高昂的東征紅軍將士，按捺不住勝利的喜悅，在石樓城下的孟家塌村寫下了這首膾炙人口的《紅軍東征歌》。

　　這首戰歌氣勢雄壯,歌詞鏗鏘,陝北曲調非常悅耳動聽。紅軍東征正值寒冬，大多將士隻穿著單薄的外衣和破舊的麻鞋，面對艱難的生存狀況和殘酷的戰斗生活，一首《紅軍東征歌》的廣泛傳唱，鼓舞著紅軍將士的高昂斗志，同時也深深感染了幫助紅軍渡河的船工隊伍和當地百姓。當時，軍渡有位老船工叫任永忠，他不顧個人安危，冒著槍林彈雨，多次往返運送紅軍。過河后，他又送兒女參加了紅軍，然后自己把船賣掉也參加了革命。

　　《紅軍東征歌》不僅鼓勵紅軍戰士英勇作戰，而且還逼真地勾勒出工農紅軍攻堅克難、勢如破竹的偉大英姿，堪稱紅軍東征的史詩。當年，它隨著勝利前進的紅軍，響徹黃河兩岸，使晉綏軍膽戰心驚，望風披靡。后來我黨發表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東征回師通電,紅軍在勝利完成任務后,又高唱著這首歌凱旋陝甘蘇區。許多年后，聶榮臻元帥常常會回想起紅軍東征的那段戰斗經歷，他說每次哼唱起這首歌，總會情不自禁，不能自已。

　　東征帶來的連鎖反應

　　在總結長征的偉大歷史意義時，毛澤東曾經形象地用“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作比喻。紅軍東征是長征的繼續和延伸，是抗日戰爭的前奏和序幕，它的意義非同小可。

　　一直致力於紅軍東征研究的石樓縣文物旅游局局長曹哲源，巧用一組數字概括東征的作用和意義：一個東征命令﹔兩支部隊（剛開始隻有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三場主要戰斗（關上、蓬門、兌九峪）﹔召開四次會議（大麥郊會議、郭家掌會議、晉西會議、趙家溝會議），五十萬大洋籌款、物資合計﹔轉戰近六十個縣（當時的五十余個縣，現在按行政劃分已逾六十），歷時七十五天﹔擴充紅軍八千子弟，掀起九州抗日高潮，促成“雙十協定”。

　　紅軍東征雖然沒有實現經營山西、向河北等省作戰役跳躍、集中抗日前線的戰略意圖，但不論是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勝利。在延川召開的總結紅軍東征的軍事會議上，毛澤東用四句話來概括東征，就是“打了勝仗，喚起了民眾，擴大了紅軍，籌集了財物”。

　　先說打了勝仗。據資料考証，紅軍東征在山西兩個多月的時間中，擊潰國民黨7個師、消滅5個團、繳槍2000余支，進一步擴大了陝甘蘇區，打通了神木府谷蘇區，破壞了閻錫山的經濟命脈同蒲鐵路。

　　再說喚起了民眾。紅軍東征期間，幫助所到縣、鄉、村建立蘇維埃政權64個﹔幫助建立群眾自治組織21個（不含恢復的和原有的）﹔發展地方游擊隊30多支，使瓦窯堡會議設想的“開辟晉西五縣以上地方為初步的蘇區”變成現實。

　　為壯大抗日實力，籌糧、籌款、擴軍，是紅軍東征的重要任務之一。籌糧、籌款是在動員群眾打土豪、斗地主的同時進行的，而紅軍擴軍則是在群眾對紅軍有了深刻認識之后產生的自覺行動。在紅軍東征過程中，擴充紅軍8000余人，僅在呂梁地區就擴軍3000余人，加上通過戰斗繳獲的大批軍用物資，從人力、財力上壯大和加強了紅軍的力量。

　　今天，我們回首紅軍東征的歷史，重新審視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從危急走向坦途、從低潮走向高潮特別是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轉折的歷程時，紅軍東征除了上述的軍事意義，還有更為深遠的戰略價值和歷史意義。

　　紅軍東征，一開始行動就是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出師的，1936年2月17日發表的《東征宣言》，4月5日發表的《為反對賣國賊蔣介石、閻錫山阻攔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東渡抗日搗亂抗日后方宣言》和東征結束之際發表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無不是以抗日為旗幟和口號的。所以，東征不僅僅是一次重大的軍事行動，而且也是積極抗日和謀求建立統一戰線的政治宣示，是中共以抗日求發展政治戰略形成的標志。它不僅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火種，極大地改善了陝甘根據地和紅一方面軍的戰略態勢，推動了山西和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也為來年八路軍再度出師山西，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郭建躍　武元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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