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長征是一幅中國革命的壯麗畫卷，是一部人類精神的不朽詩篇。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長征路上的山山水水，見証著生死攸關的轉折，也留下了突破烏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等傳唱后世的故事。故事的背后，生動詮釋了偉大的長征精神，堪稱世界軍事史的奇跡。

八十載斗轉星移，八十年波瀾壯闊。當年的紅軍部隊如今身在何方？紅色基因怎麼賡續，長征精神如何傳承？在“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強軍目標的引領下，如今的紅軍部隊在進行著怎樣不忘初心的“新長征”？本報今起開設“長征記憶·尋訪紅軍部隊”專欄，走進那些著名戰役的戰場，重溫那段奇絕驚險的歷史，尋訪紅軍種子部隊走過的足跡，開啟不一樣的長征記憶。

壁立千仞，江聲浩蕩。眼前的烏江，便是80多年前見証紅軍長征生死轉折的戰場。

“縱橫天下路，難過烏江渡”。烏江以灘多、谷深、流急著稱，全長千余公裡，自西南向東北斜穿黔地，形成貴州南北天然屏障。

1935年1月1日，伴隨著新年的第一場雪，紅軍用一場漂亮的戰斗，在這天險之地書寫了一個“偉大的轉折”。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出發時中央主力紅軍8萬多人，搶渡湘江傷亡慘重，銳減為3萬余人。在紅軍喋血湘江、生死存亡之際，毛澤東力諫中央，挽狂瀾於既倒，紅軍急奔黔北，強渡烏江，向遵義挺進。

突破烏江，是紅軍面臨的生死之戰、傳奇之戰，也被譽為長征十大勝戰之首。突破烏江，粉碎了國民黨憑借烏江天險圍堵紅軍的企圖，也宣告了李德等“左傾”錯誤路線的終結。

這是一場怎樣奇絕的戰斗？戰場是怎樣的地方？當年的紅軍部隊現在轉隸何方？他們如何續寫新時期改革強軍的新篇章？採訪小分隊奔赴現場尋求答案。

（一）

“一次二次三次，我們三班人頑強抵抗，終於穩住了敵人的反沖鋒，最后以5個連續炸彈，完全擊潰敵人，奪取了敵人視為天險的高崖……” 2016年8月底，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內，記者看到來參觀的小朋友熊藝新，拉著父親的手，正一字一句地讀著1935年《紅星報》上的一篇新聞稿。

這是1935年1月15日，由鄧小平主編的《紅星報》以《偉大的開始——一九三五年第一個戰斗》為題，對突破烏江進行的精彩描述。從這段文字中，我們清晰感受到，當年紅軍在突破烏江天險之后洋溢的喜悅和興奮之情。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而突破烏江就發生在轉折點的前夜，這場戰斗給紅軍帶來了新生。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蔣介石調集數十萬大軍圍追堵截。湘江之戰紅軍人數銳減，毛澤東向中央政治局提議，放棄北上湘西的錯誤主張，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發。1934年12月底，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原准備與紅軍二、六軍團會師的中央紅軍在通道縣來了個急轉彎，奔向貴州，隨即兵分三路突破烏江天險。1935年1月1日至6日，中央主力紅軍分別在江界河、回龍場、茶山關三個渡口強渡烏江，隨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智取遵義城。

當年槍林彈雨的痕跡，依稀尚存。據記載，在三個渡口擔負強渡任務的部隊，是長征以來一路奪關搶隘的開路先鋒——紅一軍團第一師第一團、第二師第四團和紅三軍團第四師第十團。

家住瓮安縣南關鎮邊坡村的林鬆老人，已年屆70。他告訴記者，父親林木森就是烏江戰役的參與者和見証者，當時父親不到15歲。他說，烏江最先突破的，也是最著名的，當屬江界河渡口的戰斗。我們即刻驅車前往江界河渡口。

（二）

江界河渡口位於黔南州瓮安縣龍塘鄉。這裡是典型的山區，通往渡口的公路九曲十八彎。抵達江界河渡口時，記者已是頭暈目眩。

這就是當年紅軍突破烏江天險的渡口嗎？300米寬的江面，碧水微瀾，平湖高峽，已難覓湍急的水流。對岸江灣處，一些漁民正在網箱養魚。渡口邊，寫有“長征號”字樣的渡輪一字排開。

62歲的猶家駒是生在烏江、長在烏江的擺渡人，他對這裡的變化了如指掌。他告訴記者，這裡先后建設了多座百萬千瓦級水電站，已將烏江水位抬高160米，當年的渡口、碉堡戰壕，都已在水下了，當時的江面隻有幾十米寬。

猶家駒的三伯猶澤紅，當年曾幫紅軍擺渡，“他已去世30多年，我小時候，經常聽他講長征的故事。如今，每年有不少游客來尋訪紅軍長征的足跡。為了這個，我專門收集突破烏江的故事。”猶家駒說，“紅一軍團第二師第四團是渡江的主攻力量。1935年1月1日，團長耿飚、政委楊成武親自到江邊組織偵察，認定對岸渡口有敵重兵並修有堅固工事，渡口上游約500米處老虎洞敵軍防御力量薄弱。於是提出佯攻對岸渡口、主攻老虎洞的作戰計劃。以四團三連連長毛振華為首的5名戰士發揮了關鍵作用。”

得知我們要尋找老虎洞，29歲的王富坤自願開船為我們當起向導。他說，小時候經常在烏江兩岸砍柴，依稀記得上老虎洞的路。

渡船穿行在烏江，雖然江面平靜，但暗流洶涌。從渡口航行15分鐘，王富坤告訴我們：“老虎洞就在那裡。”順著他手指的方向，我們看到崖壁上灌木密布，洞口隱約其間。在王富坤帶領下，我們鑽入灌木叢，披荊攀援，100多米的路程，爬行了半個多小時。洞口處，一群蝙蝠扑面飛來。站在這裡，我們仿佛聽到當年的槍炮雷鳴。

1935年1月2日夜，毛連長和4名勇士在老虎洞裡度過一夜。第二天，大部隊強渡，5名戰士摸到敵人背后，發起突襲，敵人頓時亂作一團。紅軍乘勢搶架浮橋，大部隊沖了過去，江界河渡口強渡成功。“這是一場奇絕的戰斗，紅軍隻犧牲了3個人。”猶家駒說。

江界河渡口的戰斗動搖了整個守隘的敵軍，第一軍團第一師、第三軍團第四師隨后在余慶回龍場渡口、開陽茶山關渡口強渡成功。至此，敵軍江防被紅軍全線突破，烏江天險被紅軍踩在腳下。

突破烏江成功，毛振華獲得毛澤東主席頒發的紅星獎章。

在渡口，記者見到幾名游客，他們感慨說：“隻有身臨其境，才知勝利來之不易，更能體會長征精神。”

（三）

“軍隊打勝仗，人民是靠山。”當我們沿著烏江沿岸，踏訪當年紅軍走過的土地，再次深切領悟到這一真理。

突破烏江之前，敵軍損毀了江邊所有渡船，掃蕩了河岸村落房屋，連一支木槳、一塊像樣的木板也沒留下。

“面對敵人重重封鎖，紅軍能以較小代價突破烏江，離不開群眾的擁護和支持。”與我們同行的武警黔南州支隊政治處主任樂建華說，“當時紅軍剛來到時，不少群眾藏了起來。后來發現紅軍紀律嚴明，還打土豪分財物，便堅信紅軍是窮人的部隊，都悄悄回來幫忙。當時，方圓幾十裡的老百姓砍竹子、扎竹筏、搭浮橋，想盡辦法幫紅軍渡江。”

為紅軍渡江當向導、給紅軍部隊當挑夫……這樣的故事，真實地發生在當時。今年80歲的向文賢老人告訴記者，“首批從茶山關渡口強渡成功的8位勇士，就是由父親周海雲親自劃船的。戰斗結束后，紅軍還專門送給父親一輛馬車。”目前這輛見証軍民魚水情的馬車，就放在遵義博物館裡。

突破烏江的決定，是在猴場會議上作出的。猴場會議被周恩來稱為“偉大轉折的前夜”，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作了直接的准備，成為連接通道會議、黎平會議與遵義會議的重要紐帶，改寫了黨和紅軍的前途命運。

在猴場會議期間，紅軍一面休整，一面大力開展宣傳。“每天發動群眾，宣傳共產黨和紅軍的政治主張。紅軍宣傳隊在牆壁和門板上寫了大量標語，號召行動起來，參加紅軍。”向文賢說。

猴場會議紀念館內，門板標語依然清晰可見：“歡迎白軍弟兄來當紅軍，紅軍是工農的軍隊，白軍是軍閥的軍隊”“打倒國民黨軍閥，打倒土豪分田地”……

為什麼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紅軍怎樣做到一邊戰略轉移、一邊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從這些門板標語上便可見一斑。

（四）

歲月更迭，部隊輪轉。當年的英雄連隊今安在？記者一路北上，尋訪突破烏江的種子部隊。

在河南新鄉的陸軍第五十四集團軍軍史館，記者見到了授予葉挺獨立團紅一連“強渡烏江模范連”的錦旗。

毛振華連長等5勇士的故事，就發生在紅一連。成功強渡烏江后，該連被授予模范連稱號。80多年來，一茬茬官兵將紅色基因融入血液、植入骨髓，連隊官兵人人能口述強渡烏江的故事。在該連，官兵身上始終帶著一股“虎勁”：比武考核，不拿第一就算輸﹔軍事訓練，瞄著“優秀”練。該連多次被評為“軍事訓練一級連”。

在吉林拉法山下，成片的苞米隨風搖擺。陸軍第十六集團軍某機步旅就駐守在這裡。來到部隊時，該旅三營七連正在進行單兵作戰訓練，全連官兵精度射擊科目的優秀率達90%以上。

“七連就是突破烏江的一支種子部隊——紅三軍團先遣團五連。”七連老指導員田衛東告訴記者。上世紀60年代，剛入伍的田衛東就注意搜集連史。

1935年1月2日，紅三軍團先遣團五連作為先頭部隊，奇襲烏江茶山關渡口，率先突破敵人封鎖線，第一個沖過烏江對岸，為掩護部隊主力順利過江作出突出貢獻，被授予“突破烏江第一連”稱號。在原沈陽軍區的檔案中，記者看到了這份記載。

陸軍第十六集團軍政委盧少平向記者介紹，經過80多年的積澱，部隊形成了以“攻堅克難、英勇無畏，聞戰則喜、力奪頭功，機智善謀、敢打必勝，追求卓越、開拓創新”為主要內涵的“突破烏江精神”。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他們瞄准打贏來練兵備戰，憑著“突破烏江精神”，在演訓場上一次次攻城拔寨。連隊先后經歷從摩托化步兵到機械化步兵、從紅軍先進到藍軍先鋒、從執行單一任務到遂行多樣化任務3次編制調整。雖然裝備“大換血”，任務“大變樣”，七連一代代官兵始終勇立潮頭，勤於創新，實現了一次次華麗轉身。

穿過烽火硝煙，跨越歲月長河，“突破烏江精神”仍在種子部隊賡續。（溫紅彥、倪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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