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岡瑟·斯坦因

　　沃爾特·博斯哈德

　　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

　　漢斯·希伯

　　1938年8月，博斯哈德拍攝八路軍女戰士。

　　《史沫特萊文集》，1985年9月出版。

　　《戰斗在中華大地——漢斯·希伯在中國》。

　　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讓世界第一次認識了懷抱崇高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給了世界第一雙了解中國革命的眼睛”。繼斯諾之后，一大批外國記者深入走進紅色根據地，深入中國抗日前線，用筆和鏡頭記錄中國抗戰的輝煌歷程。他們和他們的報道已成為值得永遠銘記的真實歷史的一部分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隨軍採訪八路軍總部

　　說起外國記者的在華新聞史，史沫特萊是個繞不開的名字。她與另兩位記者——斯諾、斯特朗被譽為“三S”，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前身“三S 研究會”即由此而來。史沫特萊的4本傳世之作是她一生的真實寫照：這個從美國窮鄉僻壤走出的《大地的女兒》，親歷《中國在反擊》，走上了一條《偉大的道路》，長眠在中國土地上，譜寫了一曲《中國的戰歌》。

　　1928年底史沫特萊來到中國，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之際。1930年，她參加了慶祝魯迅50壽辰的茶會，見到了自己心目中的中國的伏爾泰。1931年2月，柔石、胡也頻等青年進步作家被國民黨殘忍殺害，她將魯迅為此所寫的雜文翻譯發表在美國的進步雜志上。1936年西安事變，她在張學良的支持下用英語向世界廣播。

　　1937年7月，史沫特萊從西安跋涉了整整3個星期到達延安。她想方設法托朋友向延安運送醫療器械和藥物。她還積極奔走呼吁，促成白求恩等國際醫療技術人員的中國之行。她曾和朱德聯名寫信給印度國大黨主席尼赫魯，請求派遣援華醫療人員。以柯棣華大夫為首的5位印度醫生因此來到抗日戰爭前線。

　　延安讓她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她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告訴她，她應該留在黨外，以便做更多的工作。於是她前往五台山前線進行採訪，成了八路軍總部的第一位外國隨軍記者。

　　親赴前線，史沫特萊看到的是面對擁有卡車、飛機和高效能運輸工具的日軍，幾乎沒有機械化部隊的八路軍如何英勇作戰，她感受著八路軍的速度：它有每天行軍200裡的本領，也許是世界上行動最快的部隊。她贊賞著八路軍官兵：它的戰士都是一向慣於吃大苦、耐大勞的工人和農民。她佩服著八路軍的紀律：訓練有素，堅強團結。

　　在延安、五台山、武漢等抗日前線留下了自己的足跡之后，1938年11月，史沫特萊到達了設在皖南蕪湖以南的雲嶺新四軍總部。在野戰醫院裡，她為戰士們包扎、處理傷口。她反復告訴大家：“我是一個美國人，但我忠於中國。我到過很多很多國家，但無論到哪兒，我總歸是一個外國人﹔隻有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不感到自己是個外國人。不知是什麼緣故，在這裡，我總以為自己是中國人民的一員，我仿佛已經生根在這塊土地上了。”

　　1941年5月，回到美國的史沫特萊到處演講，介紹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並為中國抗戰奔走募捐。1950年，史沫特萊在倫敦病逝，逝世一周年時，骨灰安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朱德親題： “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女士之墓。”（吳臻）

　　【岡瑟·斯坦因】

　　和毛澤東暢談30小時

　　抗戰后期，中外記者參觀團到延安採訪、考察，受到熱情接待。毛澤東的幽默隨和、遠見卓識以及巨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這些政治傾向迥然不同的外國人……在這些記者中，最先和毛澤東有深入溝通的，就是英國記者岡瑟·斯坦因。

　　1944年，斯坦因在延安住了5個月。斯坦因在《紅色中國的挑戰》中，詳細記錄了他對毛澤東的單獨採訪。這次談話發生在下午3點，一直持續到第二天的凌晨3點。他們聊到了共產主義、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工業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等。斯坦因描述道，毛澤東不時地在窯洞裡來回踱步，然后在他面前站定並注視著他。毛澤東一直談到吃晚飯時才停下來。他們走出窯洞在一棵老蘋果樹下共進晚餐。毛澤東仍然不停地抽煙，斯坦因則繼續在紙上記錄有關中國共產黨以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的一些目標。

　　晚餐后他們回到窯洞，一邊喝酒一邊繼續交談。斯坦因幾次站起來想離開，毛澤東仍然挽留他，希望多談談。毛澤東同這位敏銳但毫無名氣的新聞記者一談就是12個小時。斯坦因回憶說：“直到凌晨3點，當我最終站起來離開的時候，我感到意識不清、四肢發麻、眼睛發脹。而毛澤東還像下午時那樣精力充沛，講話有條有理。”

　　斯坦因對毛澤東的幾次單獨採訪，總共長達30個小時。1944年10月，他離開延安后，發表《8600萬人民隨著他的道路前進》等文章，並於1946年在英美出版《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引起人們的關注。這些客觀、真實、詳細的報道，增進了外界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了解和同情，使外界看到了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未來前景。

　　在斯坦因的筆下，“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調查，想去哪裡就去哪裡，想和誰談話，就和誰談話。沒有不准問的問題，也沒有被拒絕的答復。延安的政治場面朴素、安靜、簡單，就像它所處的位置一樣。共產黨中央是一個安靜而繁忙的地方，在這裡，幾百個工作人員把工作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這是一種踏實的、自發的熱情。有一種開路先鋒的豪情。”（陳曉琪）

　　【沃爾特·博斯哈德】

　　拍攝延安第一部紀錄片

　　瑞士記者沃爾特·博斯哈德，現代新聞攝影的先驅，曾深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親自採訪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用鏡頭真實地記錄下了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中許多鮮為人知的感人故事。

　　相比於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等外國記者，沃爾特·博斯哈德這個名字對中國人來說也許有點陌生，但他同樣有著傳奇的一生。

　　1932年，博斯哈德前往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和日本採訪。1933年，他記錄下了日軍鐵蹄下的東北。1934年3月，他親眼目睹了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復辟。

　　1938年，博斯哈德希望前往延安進行採訪。在漢口停留期間，他遇見了史沫特萊。據說當時外國記者若要得到一份可以採訪中國共產黨的舉薦函，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找史沫特萊。經過一番努力，博斯哈德最終在武漢的中共辦事處找到了周恩來先生。一番交談之后，周恩來為他簽發了一張前往延安的通行証。

　　行程中的艱辛超越了常人想象。人民對共產黨的熱情給博斯哈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一行人曾在某個村鎮的一間農舍中過夜，主人把最好的房間騰出來讓給他們，“這是一個小房間，一張鮮紅的紙把嵌在牆裡的香台貼了起來，牆上漂亮的毛筆字宣告著舊世界神靈的終結：‘我們相信紅軍！’”

　　博斯哈德是第一位訪問延安並見到毛澤東本人的歐洲記者。從西安前往延安途中以及到達延安后，他用16毫米攝影機拍攝下總時長為21分49秒的名為《通往延安之旅》的黑白無聲紀錄片，記錄所見所聞。其中，既有毛主席走出窯洞的畫面，也有抗大女生歌唱祖國、士兵操練等各種場景，還反映了從西安前往延安的艱苦路程。這段紀錄片也是外國記者在延安拍攝的第一部影像片，現保存於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現代歷史檔案館。

　　通過對毛澤東長達3小時的訪談，博斯哈德記錄和見証了毛澤東預測日軍侵華必敗、怒斥法西斯破壞世界和平、強調重建中國的核心是團結以及堅信中國共產黨的未來等重要思想。

　　離開中國戰場的博斯哈德並沒有停下腳步。1942—1945年，他以記者的身份出席舊金山會議並見証了聯合國的成立。1949—1953年在中東擔任記者。1975年在西班牙逝世。（王佳妮）

　　【漢斯·希伯】

　　血染沂蒙長眠中國大地

　　在鮮花簇擁的華東革命烈士陵園裡，有一尊高大的漢白玉雕像格外引人注目。這就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唯一犧牲在中國戰場的遠東太平洋記者漢斯·希伯。

　　1925年，希伯第一次來到中國上海，同年在北伐軍總政治部編譯處做編譯工作。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無法認同國民黨觀點的漢斯·希伯憤然返回歐洲。他根據自己的經歷和中國的實際情況，寫出了《從廣州到上海：1925年—1927年》一書，於1928年2月在柏林出版。

　　1932年秋，希伯再度來華，與當時在上海的一些國際友人，如史沫特萊、馬海德、路易·艾黎等人組織了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共同研究中國的形勢。此后5年間，他以筆名“亞細亞人”在美國《太平洋事務》《亞細亞雜志》和德國《世界舞台》等報刊上，發表了大量關於中國和遠東問題的文章，成為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政論家。

　　“七七”事變后，希伯先后多次奔赴中國的抗日前線。因獲知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戰消息往往被國民黨官方通訊社封鎖，希伯下定決心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前線去，全面真實地報道那裡的抗日真況。1938年春，希伯穿越敵人的封鎖線，踏上了延安這塊聖地。在延安，毛澤東會見了他，並向他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斗爭的情況。

　　1939年初，大約2、3月間，希伯以美國太平洋學會《太平洋事務》月刊記者的身份，與史沫特萊、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等從上海出發，到皖南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進行採訪。他在這裡見到了周恩來和新四軍的許多領導人。

　　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了皖南事變。希伯先后在《美亞評論》上發表《葉挺將軍傳》《中國的內部磨擦有利於日本》等文，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襲擊新四軍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罪行。1941年5月，當希伯得知新四軍新的軍部在蘇北鹽城重建時，便與夫人秋迪化裝成醫生和護士，由上海乘船來到新四軍蘇北抗日根據地。

　　為打破日偽的新聞封鎖，希伯又前往山東採訪報道。1941年9月12日，希伯在沿途八路軍、新四軍和老百姓的掩護下，順利到達山東抗日根據地。當時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機關報《大眾日報》為希伯的到來刊登消息說 ：“在抗戰中，外國記者到魯南，還是以希伯先生為第一。”

　　在日本侵略者於11月初展開大掃蕩前，他寫了《八路軍在山東》和《為收復山東而斗爭》兩組長稿。作為踏入山東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第一位西方記者，希伯以其卓越的政治敏感和生動的文筆，描述了八路軍的抗日活動。他的一系列文章在外國報刊發表后，引起了外國讀者對敵后抗日軍民的極大關注。為了保証國際友人的安全，山東分局決定讓前來探望丈夫的秋迪女士提前回上海，並勸說希伯也一起回去。希伯笑著晃了晃自己手中的筆，又自豪地拍了拍腰間的手槍說：“不，我的任務就是抗擊侵略者，我要一手拿筆，一手拿槍！”

　　隨后，發生了魯中南地區抗戰史上最悲壯的大青山戰役。希伯不幸身受重傷，最后獻出寶貴的生命，年僅44歲。山東軍民以隆重的葬禮將希伯的遺體安葬在他犧牲的地方。1942年，山東軍民為了紀念希伯烈士，為希伯建立了一座白色圓錐形紀念碑，碑上刻著羅榮桓所撰“為國際主義奔走歐亞，為抗擊日寇血染沂蒙”的題詞。（王永娟）

　　【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

　　欣賞游擊戰的美國軍官

　　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稱得上是一位獨特的“記者”，因為除了記者身份之外，卡爾遜還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一位軍官。卡爾遜曾經3次來華。1927年2月，卡爾遜第一次來到中國，擔任駐上海的美海軍陸戰隊第四團情報官員，並應約為在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撰寫有關中國及遠東局勢的評論。這家報社的工作人員中，還有埃德加·斯諾。從斯諾口中，卡爾遜第一次得知，在中國內地有一支“紅軍”。

　　1933年卡爾遜第二次來到中國，在北平美國公使館衛隊中從事情報工作。到1937年春，卡爾遜第三次被派往中國時，日本侵略軍正在進攻上海，卡爾遜剛開始只是默默地觀察中國戰場的情況。但漸漸地，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他從幾個童子軍口中學會了《義勇軍進行曲》。當唱到“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時，他感到自己全身的血液都沸騰了。

　　卡爾遜對中國抗戰的考察總共歷時約8個月，行程8000裡，足跡遍及延安和北方所有抗日根據地。他會見了國共兩黨領導人和幾十名高級將領，經歷了許多場戰斗，了解了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他從游擊戰爭的發展看到了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前景，從中國共產黨、八路軍的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斯諾這樣評價道：“1938年，除史迪威外，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認識到日本人戰線后方游擊隊這種驚人發展的重要意義的美國軍官。”

　　1940年，卡爾遜在美國出版《中國的雙星》一書，真實地記錄了他在中國各游擊區考察到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八路軍與日軍作戰的情況，他為該書所定的副標題是：“一個曾和中國人民一起生活和活動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目睹的中國人民為生存而英勇斗爭的內幕。”同年，他又出版了《中國陸軍》一書。抗日戰爭時期，在國統區，人們對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和新四軍還不甚了解，海外人士尤感生疏，這兩本書的出版，在全世界，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國統區，引起了巨大震動，產生了重大的歷史影響。

　　卡爾遜的老朋友愛潑斯坦說：“卡爾遜在八路軍的戰斗前線待了好幾個星期。游擊隊的士氣和戰術給了他深刻印象，他后來運用所學到的這一切，在美國襲擊被日本佔領的太平洋島嶼的戰斗中，成為著名的突擊隊領導人和戰斗英雄。他的思想受到了中國戰士和他所欽佩的朋友史沫特萊的影響，在政治上也有了進步，戰后成為反對美國插手中國內戰的一個重要而有力的人物。”

　　1947年，卡爾遜在美國逝世，享年51歲。臨終前，卡爾遜收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代表中國人民聯名發來的一封感謝信，感謝他為中國民主而進行的不屈不撓的努力。雖然未能親眼看到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但卡爾遜堅持真理和正義，最早理解、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可貴情懷和精神，永遠感動著中國人民。（王佳妮）

　　（資料來源於朱紀華主編《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書，並感謝上海市檔案館提供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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