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記者驅車從雲南昆明出發，向祿勸縣皎平渡口挺進，以追尋紅軍巧渡金沙江那段歷史足跡。

　　群山連綿，溝壑縱橫。記者穿行在彎彎曲曲的盤山公路上，天空雷雨陣陣，雨點打在車窗上啪啪作響。全程隻有300多公裡，卻用了5個多小時，終於到達皎平渡口。“紅軍長征渡江紀念館”幾個大字映入眼帘。

　　步入紀念館展廳，一張張珍貴的紅軍長征圖片，以及一件件紅軍80年前使用過的油紙傘、扁擔、馬燈、船槳、刀槍、書包、草帽、草鞋、印章、水壺、銅鍋、通信設備等歷史實物，見証了紅軍渡江時的一幕幕，也見証了紅軍由此實現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勝利。

　　祿勸縣文物管理局工作人員張永興一邊指著這一幅幅珍貴的圖片和實物，一邊給記者介紹紅軍“巧渡金沙江”那段動人心魄的往事。

　　巧渡金沙江，毛澤東高超指揮藝術的生動體現

　　金沙江位於長江的上游，為紅軍北上必經之路。它穿行在川滇邊界的深山峽谷間，江面寬闊，水急浪大。如果紅一方面軍渡不過江，無法跳出敵人包圍圈，就有被敵人壓進深山峽谷而全軍覆滅的危險。當紅軍主力向金沙江挺進時，正在調集40萬重兵圍堵紅軍的蔣介石如夢初醒，認定紅軍的目的既不在貴陽，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無疑。

　　1935年4月28日，蔣介石下達命令，控制金沙江渡口，毀船封江。就在紅軍進抵金沙江前夕，江邊的敵人已將所有船隻掠到了北岸。

　　1935年5月3日，軍委干部團接受了搶奪皎平渡的任務。當時擔任團長的是陳賡，政治委員是宋任窮。

　　干部團成員都是排以上干部，一直擔負著中央機關和首長的警衛任務，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輕易使用。1934年10月長征前夕，中央紅軍把蘇區紅軍學校進行合編，組成干部團，隨軍辦學。

　　當時，為了堅定渡江信心，鼓舞紅軍士氣，干部團提出了“渡過金沙江，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口號，並編了一首渡江動員歌教大家唱：金沙江流水響丁當，我們紅軍來渡江……

　　為了巧渡金沙江，干部團在此戰前，進抵威逼昆明15公裡處，迫使雲南軍閥調回大部分兵力，使防守金沙江的兵力和滇北兵力大幅減少，為紅軍渡江創造了條件。在調動了敵人兵力后，他們又以一晝夜行進100多公裡的速度，快速趕到金沙江邊。在渡口，他們幸運地找到了一條船。原來這條船是送探子來南岸探查紅軍情況的，探子不知跑到哪裡去了。

　　他們在當地農民的協助下，從水裡又撈出了一條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然后，他們乘坐這兩條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敵人的哨兵以為探子回來了，沒有在意。干部團給敵人來了個突然襲擊，一舉消滅了國民黨一連正規軍和一個地方保安隊，控制了皎平渡兩岸渡口。

　　后來，他們又找到五條船，動員了36名艄公。與此同時，紅一軍團趕到了龍街渡口，紅三軍團趕到了洪門渡口，但這兩個渡口都沒有船隻，加上江寬水急無法架設浮橋，敵機低飛騷擾，兩處均不便渡江。軍委命令他們迅速轉到皎平渡過江。

　　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擔任渡江先遣隊司令員，負責組成渡江司令部，統一指揮全軍渡江。從5月3日至9日，在七天七夜的時間裡，紅一方面軍主力就靠這7隻小船從容地過了江。擔任后衛的紅九軍團在南渡烏江以后奉軍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繞圈子，時東時西，忽南忽北，牽制了敵人部分兵力。5月6日，他們到了雲南東川與巧家縣之間，並於5月9日在樹節渡順利地渡過了金沙江。兩天以后，敵人的追兵才趕到南岸。可是紅軍已經毀船封江，無影無蹤了。

　　紅軍通過廣闊戰場上的機動戰，調動和打擊敵人，並最終實現渡江北上，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勝利。

　　巧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是毛澤東高超指揮藝術的生動體現，也是紅軍長征途中以少勝多的光輝戰例！

　　祿勸縣政府雙擁辦專職副主任李錫康指著皎平渡大橋感慨地說：這座大橋橫跨金沙江，連接祿勸縣和會理縣，是川、滇兩省的咽喉要道，由國家投資930多萬元，於1991年竣工通車。而今，在皎平渡口將建設金沙江烏東德水電站，這將是我國第四大水電站，現已破土動工，待到工程竣工時，皎平渡大橋將被淹沒。

　　紅軍干部團，我軍高級將領搖籃

　　紅軍干部團一直鮮為人知。為了探尋“干部團”如今的去向，記者幾經周折，終於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尋到了一點線索。

　　據國防大學圖書館館員曹玲介紹：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總結教訓，決定組織武裝起義，建立人民軍隊。創建紅軍的同時也揭開了人民軍隊創辦軍事學校的序幕。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地區。在站穩腳跟之后，就於11月下旬親手在江西省寧岡縣礱市的“龍江書院”創辦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軍官教導隊。

　　1928年4月，毛、朱紅軍井岡山會師后，成立了紅四軍軍官教導大隊。后來，隨著戰爭形勢變化，紅軍相繼創辦了隨營學校、紅軍學校、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紅軍大學校等，為紅軍的發展壯大培養輸送了大批指揮干部。1929年3月，以其為基礎，成立了隨營學校。1930年，改稱紅軍學校。

　　1931年，黨中央抽調紅三軍團參謀長兼隨營學校校長鄧萍和原紅八軍軍長何長工等紅軍著名將領籌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1931年11月25日將紅軍學校正式命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1932年將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學校。1933年9月，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校。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中央蘇區各紅軍學校進行整編后組成“干部團”，緊隨中央軍委縱隊行軍。

　　長征到達陝北后，紅軍“干部團”演變為1936年6月1日成立的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1月20日，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改稱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進入解放戰爭時期，抗大總校及分校遵照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部署，相繼改建為戰略區軍事政治大學。

　　新中國成立后，以華東軍區軍事政治大學、華北軍事政治大學為基礎，1951年1月在南京組建了軍事學院。以后，又在北京先后組建了政治學院和高等軍事學院。1969年2月，中央軍委決定在高等軍事學院、軍事學院、政治學院的基礎上，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

　　1977年11月，中央軍委決定撤銷軍政大學，恢復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和后勤學院。1985年，為了適應解放軍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轉變，培養綜合性的高級領導干部，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決定，將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后勤學院合並，組建國防大學，鄧小平親筆題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校名。

　　國防大學，傳承紅色基因著眼人才強軍

　　黨的十八大以來，著眼人才強軍戰略，國防大學堅持未來仗怎麼打、部隊怎麼訓，教學內容就怎麼改，不斷設計開發新課程，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養步伐進一步加快。

　　記者來到位於北京百望山下的中國最高軍事學府，“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的校名十分醒目。據國防大學政治部干部褚振江介紹，習主席對國防大學建設發展高度關注，寄予厚望，提出必須樹立前瞻視野，堅持面向戰場、面向部隊、面向未來，把培養聯合作戰指揮人才作為重中之重、急中之急等重要指示，為國防大學人才培養指明了方向。

　　為深入貫徹落實習主席指示，國防大學核心課程實現“大幅變臉”，“人才新政”接踵出爐，教研骨干輪訓“火力密集”……

　　今年以來，該校聚焦聯合作戰指揮、新型作戰力量人才培養，抓好新型課程體系、教學模式、教學條件、教學能力深化改革，推進教學形態向信息化轉型﹔以全域多維聯合作戰實驗室和兵棋系統建設為標志的信息體系建設，達到國內領先水平﹔軍事課突出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政治課突出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精神﹔探索實戰化教學新模式，“特種作戰問題研究”“重大安全威脅臨界管理”等前沿理論進入重要班次教學﹔全域多維聯合作戰教學安排，從“陸海空天電網核”七大領域展開聯合作戰問題學習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一個顯著變化是，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訓班次增多，指揮員班、聯合參謀班新開課題創新率達80%以上，實驗、實訓教學比例達50%。幾年間，新增與聯合作戰密切相關的6個新興學科，構建起全新的人才素質模型和教學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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