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天前傳 

　　你以為你見証了整個故事，其實你隻知道他們的名字。或許也不盡然。

　　1997年11月，從俄羅斯加加林航天員訓練中心主任克裡姆克中將手中接過“聯盟”號飛船指令長証書的那一刻，吳杰激動地說：“我現在拿的是‘聯盟’號飛船指令長的証書，回去以后再拿中國自己的証書，然后駕駛著我們中國的宇宙飛船飛向太空，與你們的和平號空間站對接，行嗎？”這拋出的一問，投擲於看似光明的未來，在2001年3月23日俄羅斯和平號空間站墜毀於地球大氣層時，成了最后的絕唱。

　　吳杰是首批航天員隊伍中的一員，他比中國其他航天員更早知道這一點。1996年，在中國航天員大隊正式成立以前，吳杰和另一名戰友李慶龍作為中國提前選拔出的兩名航天員教員，前往俄羅斯加加林航天員訓練中心接受基礎性科目訓練。自加加林飛天之后的60多年間，世界上因探索太空而犧牲的航天員累計達到20多位。也就是說，航天員是一個有著極高風險性的職業。

　　一次訓練，李慶龍和吳杰被拉到北極圈的一片雪野，在-50℃的低溫中生存了48個小時。訓練方提供的全部食物，僅僅是很少的壓縮餅干等救生食物。“兩天兩夜很少合眼，感覺異常痛苦。”李慶龍說，那次訓練下來，體重足足掉了4斤。

　　還有心理隔離訓練時，一個人被封閉隔離在10平方米的小屋內，整整3天不能睡覺，並且要按照訓練程序24小時做規定工作內容。“在凌晨四五點鐘最難熬了，人這時候特別想閉一會兒眼，困得非常難受。但隻要你閉一下眼睛，監視的警鈴就會大響，把你從瀕臨睡眠的狀態拉回來，如果堅持不下來，在第3天睡過去是很容易的事，但這項訓練就算是失敗了。”吳杰回憶說。困得受不了的時候，他扯著嗓子，一遍又一遍唱《鍘美案》。這項訓練主要是對個人在長期極端環境條件下進行心理篩選和工作效率的評判，有些脾氣暴躁、心理容忍度低的人很難經過這一關。太空看似美妙，聽似夢幻，實則是個黑洞般的存在。置身太空，喪失了時間與空間定位感的個人會面臨巨大的孤獨，那種遠離人類文明的窒息感甚至可以讓人崩潰。國外執行過太空飛行任務的航天員，回到地面后有的轉向神學研究，有的開始閱讀哲學，也有人從此患上憂郁症。

　　吳杰熬過了3天魔鬼式訓練。訓練結束后，他收到來自加加林中心工作人員的一束鮮花和一瓶香檳。

　　彼時的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起步不久，舉步維艱，許多航天員訓練所需的特殊環境要求隻有加加林中心能提供。吳杰和李慶龍像是兩個懷揣秘密北行取經的人，用一年時間完成了4年課程，再運用一身所學返回自己的國家言傳身教，很有些北雁南歸銜枝筑巢的意味。

　　學滿一年后，出生於1963年的吳杰獲得了“聯盟”號飛船指令長証書。擁有這張証書，意味著他有資格駕駛任何一艘“聯盟”號飛船，完成所有職業航天員內心最為夢想的目標——探索廣袤的太空。

　　毫不夸張地說，當時身處俄羅斯的吳杰和李慶龍，是整個中國離飛天夢想最近的兩個人，可以用4個字形容他倆當時的狀態：蓄勢待發。1998年1月，兩人以航天員教練員和航天員的雙重身份編入中國航天員大隊。

　　2013年12月，吳杰50歲。他始終沒能駕駛著中國的宇宙飛船飛向太空，他的戰友李慶龍也是如此。時至今日，在互聯網上輸入這2位航天員的名字，會有上百條互無關聯的新聞同時涌現。細細篩選下來，可以零星發現關於他們篇幅不長的報道，外人很難從這些隻言片語的縫隙中倒推出他們過去幾十年輝煌卻又單調的光陰。

　　這之后，吳杰繼續留在航天員中心工作，直到2016年6月，他由於個人身體原因，從科技處處長助理的崗位上退休。退休前，處裡給他舉辦了簡單的告別儀式，肯定他在載人航天方面的成就。他在會上做了發言，對組織多年的培養表示感謝。

　　從1996年到2016年，是吳杰的個人年表中定位在中國航天員中心的20年。這20年間，他看著戰友慢慢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軌跡。從“神舟五號”到“神舟十號”，我國首批14名航天員中已經有8人的名字為公眾所熟知，他們是：楊利偉、費俊龍、聶海勝、翟志剛、劉伯明、景海鵬、劉旺、張曉光。其中聶海勝兩次執行過飛行任務，景海鵬更是三度飛天。

　　當總結首批航天員的獨特性時，吳杰給出了這樣的答案：“我們來是為了夢想，為了信念，但也是懵懵懂懂，不懂得世故、利益和危險。我們大部分是60后，受到的是傳統的理念熏陶，守紀律，能吃苦。經歷過大變革，想突破，羨創新，沒有名利雙收的功利心，卻有為祖國、家庭和個人爭創輝煌的榮譽感。我們趕上了好時代，搞載人航天也許是我們彰顯人生價值的最好途徑。誰能想象到從我們到北京來以后的好運氣，載人航天發射100%的成功率，但也沒想到還有上不了太空的遺憾。”

　　這遺憾注定伴隨他終生。依照后來的形勢判斷，這也可能是首批航天員隊伍裡特有的現象，未來的走向誰都無法預測，隻能用時間去驗証最終答案。如此說來，首批的14名航天員某種程度上更像是孤膽探路者，他們把人生中最寶貴的壯年獻給了載人航天事業，而這項事業自發軔之始就顯示出它復雜而微妙的特質。

　　在吳杰和李慶龍被派往俄羅斯學習之前的幾年間，從1991年到1996年，航天發射經歷了驚人的失敗，有人講是50%的成功率，載人航天到底搞不搞，敢不敢搞，在當時都是令決策者困惑的難題。

　　最終的結論是：航天醫學工程系統被命名為航天員系統，為“921”工程7大系統之一。“921”工程作為載人航天工程歷史上多番嘗試的結果，終於取得成功，航天醫學與工程研究所（簡稱“航醫所”，后改名為航天員中心）隨著工程上馬可以公開招兵買馬，壯大隊伍。從“曙光號”到“921”，航醫所中的多位工作人員見証了整個過程，為飛天的千古一夢做了長達30年的准備。當載人航天真正要開始啟動的時候，他們卻到了退休的年紀，許多人心有不甘，壯志揮淚。

　　吳杰以為自己的命運會有不同。他所說的“趕上了好時候”，是指他和他的隊友們能參與到載人航天的實質發展階段中來。如果把這個過程比作一場勇敢者游戲，那麼這場游戲在骰子每一次的投注中都不可避免地產生出局者。

　　我國首批航天員之所以招募人數為14名，是因為借鑒了美國和俄羅斯的航天員選拔經驗，原則上航天員訓練過程中淘汰率一般為50%。2003年7月，在楊利偉首飛之前，14名航天員集體參加考核，這對他們相當於生死一戰。考評委員會分為政治思想、專業技術及心理、醫學評價3個組，通過復核試卷、回放錄像、計算訓練5年多來的各項考試等級和訓練成績，綜合各界意見，最后給每個航天員打出總分。

　　7月3日，評選結果揭曉：14名航天員全部具備了獨立執行航天飛行任務的能力，予以結業，並同時獲得三級航天員資格。這意味著中國第一代航天員正式產生，標志著中國成為繼俄羅斯和美國之后，世界上第3個能夠獨立培養航天員的國家。並且，這個成績還打破了世界航天界的一項紀錄：中國航天員大隊的訓練，淘汰率為零。任何美好的事物背面都難免有陰影。這樣的成績也暗示了另外一個事實：並不是每一名航天員都有執行飛行任務的機會。

　　“神舟一號”返回艙運回北京的第二天，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曾到北京航天城視察，反復強調質量問題，並激勵在場的航天員們：你們是英雄，你們的名字將留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

　　第一個把名字留在中華民族史冊上的航天員是楊利偉。朱镕基發表講話的時候，吳杰還不知曉未來什麼時候能夠駕駛中國的飛船和空間飛行器對接。當時載人航天的整體計劃是，經過4次無人飛船的探索，爭取在2002年、確保於2003年實現中國載人航天的突破。

　　於是，經過航天員大隊14名航天員5年零6個月（吳杰和李慶龍的俄羅斯訓練時間不計入內）、2000多個日日夜夜的奮斗，時間倏忽跨越到2003年。

　　這一年，中國載人航天事業迎來了屬於自己的新紀元。（徐藝嘉、標題書法 郭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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