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贏戰爭是軍隊的“頭等大事”和“第一責任”。軍隊是為打仗而存在的，當兵打仗理所當然，帶兵打仗天經地義，作為軍人，主要精力不用在研究作戰上，主要心思不用在琢磨打仗上，主要時間不花在主業主責上，何談價值、何談打贏？

　　毋庸諱言，前些年，不良政治生態造成的問題積弊，長期和平環境帶來的和平積習，使一些人或是把主要心思放在了出名挂號上，或是把主要時間花在了迎來送往上，抑或是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工程建設上，致使部隊研究打仗的氛圍不是很濃，琢磨訓練的人員不是很多。

　　面對林林總總的“五多”、形形色色的“四風”，很多人埋怨：主要精力都被這些東西佔去了，哪來的心思抓打仗？如何使官兵特別是領導干部把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把各項工作向打仗用勁，成了全軍官兵對改革后的一大期待。

　　近年來，隨著糾“四風”的“緊箍咒”越念越緊，治“五多”的“籬笆牆”越扎越牢，全軍大抓軍事訓練的氛圍更加濃厚。然而，面對“你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打仗上了嗎”的提問，每個人都能給出肯定的回答嗎？

　　應該說，絕大多數同志交出了合格答卷。但也要看到，面對正風反腐的高壓態勢，有人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所謂“安全著陸”上：把正常的戰備建設喊停了、把規定的合法福利取消了、把該拍板的事情上交了，成了不想出事也不求上進的“孫連城”﹔面對戰備訓練的更高要求，有人把更多心思花在了修身養性上：辦公室裡臨摹書法、回到家裡伺候花草、節假日裡品茗打牌，成了看上去很忙其實很閑的“老干部”﹔面對編制體制改革后的新情況，有人把更多時間花在了“平穩起步”上：險難課目壓縮了，夜間訓練取消了，實戰化指數降低了，成了指揮所裡不聞硝煙味的“太平官”。

　　軍不思戰，國之大難。“來如天墜，去如屯逝”的蒙古大軍在建立元朝后戰斗力銳減，主要原因是其將領們“心在家上、財上，不思戰場”﹔李自成的大順軍在佔領北京后迅速潰敗，一個重要原因是將領們不思金戈鐵馬，常思聲色犬馬。一支支曾經摧枯拉朽、不可戰勝的軍隊廢弛戰備的悲劇警示我們：“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隻有時刻把主要精力用在練兵備戰上，才能始終保持箭在弦上、倚馬可待的戰備狀態。

　　俗話說：“干什麼就吆喝什麼。”軍人生來為戰勝。如果一名軍人對研究作戰缺乏興趣，“身在曹營心在漢”﹔對鑽研打仗不動心思，“佔著位置不干事”，就不是一名合格軍人，就該經常聽聽一位退休老紅軍振聾發聵的考問：“軍人嘛，不琢磨打仗琢磨啥？”

　　一名軍人，是不是把主要精力用在打仗上，體現職業精神，彰顯忠誠擔當。在這方面，我軍很多將領給我們做出了好樣子。開國中將姚喆研究打仗成癖，稱自己“除了打仗，什麼也干不了”﹔李達將軍外出必帶“老三樣”：地圖、指北針、放大鏡，對全國的2000多個縣名倒背如流﹔粟裕大將終生不會打牌下棋，不會喝酒跳舞，最大的愛好是看地圖，最大的追求是尚武，最向往的地方是戰場，一想到打仗就會幾天幾夜不合眼，這才“盡打神仙仗”，被毛主席譽為“最會打仗”。正是因為過去我軍一大批將領把打仗當主業、專業，才取得了一場場以弱勝強的戰爭勝利，才盡早贏得了國家和民族的解放與獨立。

　　恩格斯說：“對戰略和戰術的改變起變革作用的是‘更好武器的發明和士兵成分的改變’”。當前，我軍“脖子以下”改革深入推進，如何使新體制、新裝備、新人員盡快形成新的戰斗力，沒有捷徑可走，隻有不憚風霜與苦辛，不斷強化“任期內打仗、隨時准備打仗”的思想，心無旁騖鑽研信息化裝備、聚精會神提高信息化作戰本領，肯下“笨功夫”“慢功夫”，才能確保隨時拉得出、上得去、拿得下。

　　丘吉爾曾言：“如果我們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備而戰爭沒有爆發，我們失去的可能只是黃金。但如果我們事先沒有做好准備而戰爭突然爆發了，我們失去的將是整個大英帝國。”“事先准備”是什麼？是打仗准備！把打仗當專業，把當兵當事業，事事以提升戰斗力為根本目的，時時以能打勝仗為根本指向，就會在“習而用之，一可當百”中，成為戰斗力超強的強軍先鋒。

　　（季志宏 作者單位：第四軍醫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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