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件我军后勤文物有话说

　　沈阳军区后勤军史馆中，陈列着许多我军军史上别样的文物——它们见证了80多年的峥嵘岁月里，在人民群众支持下的人民军队后勤工作，为英雄的军队提供了多么强有力的保障。时至今日，这一件件实物依旧在历史的河床上闪动着迷人的光泽……

　　朱理治的黑色棉大衣说——

　　革命友谊结于为党尽忠

　　胸前沾有油渍，袖口也有点残破，就是这么一件陈年日久的黑色棉大衣，被朱理治的家人珍藏了60多年。因为，这是陈云同志亲手送给朱理治的，见证了两人为党尽忠的革命友谊。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更为严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把边区人民困死、饿死，边区的财政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1941年3月，朱理治临危受命，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他积极钻研银行业务，深入调查研究，写出的《关于边区经济与金融贸易的报告》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被认为“很有些价值”。毛主席还指示西北局常委陈正人将此作为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

　　在朱理治的治理下，1941年、1942年，边区银行得到很大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朱理治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48年11月，他随陈云等赴沈阳，兼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陈云十分关心朱理治的身体健康。东北的冬天十分寒冷，陈云便亲自挑选了一件大衣送给他。此后，这件棉大衣一直陪伴朱理治终生。他常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子女说：“共产党人最讲真感情，陈云同志永远是我军后勤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11张发黄的收条说——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静卧在展柜里的11张收条，纸面虽已泛黄，但字迹仍依稀可辨。其中一张写道：“今收到大枪拾支，子弹陆佰贰拾发，手榴弹叁箱，粳米拾贰袋，猪两个。经办人：李奉廷。”

　　1945年9月，我军奉命进军东北。那时，由于国民党政权实行白色恐怖，加之此前日寇的长期掠夺，当地民众的物资已经十分匮乏，我军的后勤供应也很困难。仅凭缴获的敌伪物资难以为继，部队又流动作战，没有固定的仓库可以长期保存作战物资，所以只能藏兵于民，一些进步的老百姓家就成了我军物资储存地。李奉廷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公开的身份是沈阳市于洪区达连屯村的村长。

　　1945年冬天，我军初入沈阳时，据侦察消息，在去新城子石佛寺的路上，敌人设武装哨卡，不准我军通过。李奉廷利用与敌人上层人物的交情，费尽周折弄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30余辆满载我军急需的枪支弹药、汽车零件、军用物资的卡车顺利通过哨卡。后来，由于战事需要，这些物资的一部分就转移到李家，藏在李家的卧房里。从此，李家就成了我军的秘密“军火库”。每当我军联络员来李家秘密提取时，都要手持上级领导亲笔签名的便条。

　　李奉廷冒着生命危险，将每张便条偷偷保留下来，藏在灶台里。日积月累，一共保存了11张。薄薄纸片，说明的却是“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真理。

　　日本人署名的决心书说——

　　政治工作有无穷战斗力

　　在这份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写于白布片上的决心书末尾，竟然有数十位日籍医护人员的署名！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八路军、新四军相继从各地进入东北，大量新的卫生机构相继组建。为了解决我卫生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保证大批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门通过不同途径、采用不同的方式，留用了当时还滞留在我国的一批日本卫生技术人员。

　　初期，这些日籍卫生技术人员有的怕服劳役，有的担心生命安危，还有人有对立情绪。

　　怎样才能消除他们的思想疑虑，有效增强我军的医疗力量呢？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及时提出对日籍卫生技术人员的政策规定，各级卫生部门还专门设立了民族科，组织召开座谈会和各种文娱活动，加深他们对我党我军的思想认识。

　　通过政策感召和多种形式的教育，日籍卫生技术人员的思想认识逐渐发生了转变。第14后方医院外科主治医生井筒在辽沈战役中一人负责250名重伤员的治疗任务，连续几天几夜为伤员做手术。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二纵24团政委曲波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大出血，昏迷三天三夜，就是经第12后方医院日籍医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得以苏醒的。

　　从有戒心甚至担心生命安危的日本人到许下铮铮誓言的革命战士，日籍卫生技术人员的立场转变告诉我们——我军的政治工作有无穷战斗力！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