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4】

岂容“翻案”

——把汉奸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战争遗留的“汉奸现象”依然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历史上不乏奸人，诸如石敬瑭、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洪承畴之流,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遭人唾弃。想不到的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竟然打着“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随意“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别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影响，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

其一，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应“以个人生存需求为最重要需求”“出于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则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饶恕”。

这完全是一种为汉奸张目的歪理。诚然，人有维护自己生命的自由，但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舍生取义、捐躯为民，是必须始终不渝坚守的核心价值；对一支军队来说，精忠报国、视死如归，是无论何时何地的惟一选择。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推崇的行为准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抗日英雄吉鸿昌，“宁死不当俘虏”的东北抗联八名投江女战士，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在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面前，“你为个人的生命考虑”，但是以牺牲更多人的生命和民族利益为代价，汉奸们的这种“苟活”还有一点正义的良知和生命的尊严吗？

倘若按照上述“汉奸理论”行事，活着就是“最重要需求”，为国捐躯倒成了“傻老冒”，中国人还能站起来吗？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1942年12月，日军扶植的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右三）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图为汪精卫会见东条英机（左三）时的情形，东条英机抽着烟，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其二，有人公开宣称，“殖民就是进步，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汉奸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

这种论调可谓荒唐至极。作为十八九世纪帝国主义的产物，“殖民”一问世，就是带着血腥和掠夺印记的东西。一个国家进步与否，和有没有被殖民没有必然联系。像非洲许多国家也被殖民很久，非但没有什么进步发展，反而成为这个星球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一些人的“汉奸思维”只看到殖民者带来的些许小利，却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视、暴行以及所导致的种种恶果。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完全靠殖民，实现经济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幸福了？

美化殖民完全是一种没有一点正义感的虚幻想象。背叛民族、背叛祖国、背叛同胞，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只能在历史上起到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何谈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只有实现独立自主，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中国绝不能成为仰帝国主义鼻息的附庸。

其三，尤其令人愤懑的是，有的著名学者竟然辨称：有些汉奸如汪精卫“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

这种公然为汉奸翻案的言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自由和道德的底线。

稍微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汪氏一伙叛国投敌给当时抗战局势造成“超级震荡”，不仅直接削弱了抗日实力，打击了抗战信心，而且帮助日本人屠杀抗日军民，筹粮筹款，掠夺资源，进行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完全沦为侵略者的打手和帮凶。一个出卖民族尊严的人，怎么会是“英雄”？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人，怎么会“没有错”？

汉奸就是汉奸，卖国贼就是卖国贼。不论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不管打着什么华丽旗号，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当年，面对所谓“和运”“保民”“曲线救国”的汉奸论调，爱国侨领陈嘉庚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一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据称，当时主和派的汪精卫在念到该提案时脸色发白。

想不到，当年汉奸卖国“视降敌为保民，称亡国为和平”的陈词滥调，今天居然成了为汉奸翻案的借口和依据。

英雄岂容亵渎，汉奸岂容美化。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时尚，则离亡党亡国真的不会太远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阿拉伯之春”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历史验证了一条真理：凡是出卖祖国，甘当汉奸走狗的民族败类，最终绝无好下场。汉奸们的叛国罪行，永远记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汉奸们的名字，牢牢地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