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太空作战体系悄然成型

出台政策条令，完善指挥体系，充实作战力量，研制攻防武器——

美军太空作战体系悄然成型

美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日前透露，为应对中、俄两国对美国太空资产构成的威胁，五角大楼将与情报界合作，在6个月内设立太空联合作战中心。据报道，该中心主要肩负两大职能：一是整合所有美国卫星收集的数据，强化太空侦察能力，提高对军事行动的太空支援效率；二是监控所有美国卫星的行踪，防范潜在对手攻击美国太空资产。

成立太空联合作战中心只是美军加强太空战能力建设的最新举措。近年来，随着美军建军备战重点向打赢“高端战争”转变，美军在备战太空方面动作频频。从更新政策条令到增设太空战机构，从强化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到研发太空战武器，一个庞大的太空作战体系已悄然成型。

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完善

海湾战争中，美军太空系统首次大规模运用于实战，共调集70多颗卫星支援联军作战，为联军迅速赢得战争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战后，美军高层意识到“太空是未来战争的终极制高点”，极力推动政府为军方发展太空战能力松绑。

在美国防部的推动下，1996年克林顿政府出台了首份《国家太空政策》，指出“和平利用太空政策允许美国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在太空进行防务建设”，这份文件为美军发展太空战能力打开了方便之门。10年后，小布什政府强势出台升级版《国家太空政策》，霸道地指出“如有必要，美国有权不让任何‘敌视美国利益’的国家或个人进入太空”，企图为美军发动太空战披上合法外衣。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6月推出的新版《国家太空政策》，则提出要强化与盟国的太空军事合作，为美军与盟军实施联合太空作战提供了法律依据。半年后，美国防部出台了首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规定了美军在太空战领域三大任务，即：“慑止对美国太空资产的侵犯”“准备挫败太空攻击”“在太空能力削弱情况下作战”。

除提供政策指导外，美军还积极更新太空作战条令，发展太空作战理论。早在1971年，美国空军AFM1-1号条令就提出了太空作战思想。1998年，美国空军颁布了AFDD2-2号《太空作战》条令，正式提出“太空作战”理论。2004年，空军颁布了首部空间对抗作战条令AFDD2-2.1《反空间作战》，为有效运用空中和太空力量夺取太空优势提供了作战指南。此后，空军对《太空作战》条令进行了多次修订，不断丰富和完善太空作战理论。

同时，美军还在联合作战层面开发太空作战条令，积极将太空作战纳入联合作战框架。2000年，美军参联会公布了首部联合太空作战条令——《太空作战战术、技术和程序联合条令》，标志着太空作战正式成为美军联合作战的组成部分。2002年，颁布了联合出版物JP3-14《太空作战》，并定期进行修订。2013年，美军新版《太空作战》联合条令出炉，规定了太空作战的六大任务领域，阐述了拟制太空作战计划的程序方法。上述文件和条令的出台，标志着美军太空作战理论已趋于成熟，太空作战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指挥控制体系日益健全

美军认为，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目的是有效实施太空作战的关键。冷战后发动的几场大规模战争中，美军使用太空资产的规模逐次扩大，厘清指挥控制关系、建立指挥控制体系的重要性凸显。通过总结实战经验和开展演习论证，美军不断调整和完善太空作战指挥控制链，形成了层次分明、职责明确的太空作战指挥控制体系。

位于美军太空作战指挥链顶层的是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根据《联合司令部计划》规定，战略司令部司令负责计划和实施太空作战，对美军所有太空部队拥有作战指挥权。战略司令部司令通过其助手——负责太空事务的联合职能部队司令部指挥官——对下属和配属的部队实施指挥控制。在军种层面，陆海空三军均设有负责本军种太空作战的专职司令部，如美国陆军设有太空和导弹防御局，空军设有太空司令部，海军设有舰队网络司令部等。这些军种司令部在平时负责组织、训练和装备本军种太空战部队，在战时根据战略司令部司令指示为联合部队指挥官提供太空部队，执行各自的太空作战任务。

实战中，太空作战通常作为联合作战的组成部分组织实施，因此其指挥控制体系以联合部队指挥官为中心构建。以大规模战区作战为例，联合部队指挥官通常由战区司令担任，战区司令负责整合、确认、排序联合部队的太空需求，提交战略司令部司令。战略司令部司令据此向战区司令提供太空能力，必要时向战区司令移交太空部队的作战指挥权。战区司令通常指定一位职能部队指挥官负责太空作战事务，该指挥官通过设立太空协调机构查明联合部队的太空需求，制订联合太空作战计划，协调联合部队军种组成部队的太空作战行动。

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定联合部队空中组成部队指挥官负责太空作战，领导战区太空协调机构开展工作。中央司令部战区陆军和空军向太空协调机构派驻代表，共同拟制联合太空作战计划。由于海军未向太空协调机构派驻代表，战区司令授权海军航母打击群指挥官与太空协调机构直接联络，以便于后者向战术级海上部队提供太空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