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抗日持久战的战略与实践

核心要点：

■ 日本的强，表现在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中国的弱同样表现在这些方面。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能很快取得胜利。日本的小，表现在国度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这就决定了中国可以通过持久战而最终打败日本。

■ 如果实现了人民战争，“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 蒋介石等人看到了敌强我弱和敌小我大这个基本事实，但是他们缺乏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世界格局演变的辩证思考，因此他们对所谓“持久”的把握往往脱离实际，很容易从“持久”跳到“速胜”，盲目地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调停或干预。

■ 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是建立在对与战争相关的一切外部与内部复杂因素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战争不同阶段的关系、外援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战略持久与战役速决的关系、保存自己和消耗敌人的关系等，都有完整的科学分析，既不会因为一时的顺利而幻想“速胜”，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失去必胜的信心。

■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结合，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的广泛开展，不放松有利形势下的运动战，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等等，都起到了消耗与消灭敌人并同时壮大自己的作用，从而达到在持久战中逐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终向敌人发起反攻并战胜敌人的目的。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的中国全国抗日战争，历经8年艰辛，首次取得中国近代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全面彻底的胜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能够抵抗日军的进攻并在抵抗中不断消耗与歼灭敌人，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维护这个重要的政治条件，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军事条件，这就是抗日持久战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持久战战略的制定者

早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争。1935年，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提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首先，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实施持久战的外部原因。他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之后，他列举了中日双方互相反对的4个特点。除战争的正义、非正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寡助、多助问题外，他特别强调了敌强我弱和敌小我大的问题。日本的强，表现在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中国的弱同样表现在这些方面。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能很快取得胜利。日本的小，表现在国度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这就决定了中国可以通过持久战而最终打败日本。这些分析，科学总结了中国必须实施持久战的外部原因。

其次，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实施持久战的内部条件。中国必须实行抗日持久战是由上述客观情况决定的，但持久战的实施还需要有充分的内部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把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用专门的章节论述了全面抗战和全民族抗战的观点。关于军队，他特别强调要把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这样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才能极大提高战斗力。关于民众，他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他看来，如果实现了人民战争，“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事实上，共产党在全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把“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作为自己的抗战路线，人民战争理论的科学性也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广泛印证。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依据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提出了抗日持久战战略，而且具体地阐释了实施抗日持久战的方法。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了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战中的战略地位问题。与抗日持久战密切相关，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大而弱、日本小而强的情况下敌人可以占地甚广，却在占领地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还具体地分析了游击战的战略内容、游击战与正规战的配合、建立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广泛展开游击战争，卓有成效地牵制与消耗日军，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战略作用。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战略，引起了中国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论持久战》刚刚发表的时候，周恩来即把其中的基本精神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长的白崇禧进行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并立即向蒋介石转达。蒋介石赞成毛泽东的观点，并授意白崇禧，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如傅作义、卫立煌等，都予以高度评价。《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传播，得到爱国华侨、华人以及关注中国抗战的外国人士的一致好评。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不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抗日持久战思想。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蒋百里、李宗仁、陈诚等人的言论。而对中国抗战战略制定有最高权力的蒋介石，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也提出包括迁都、调查与开发战略资源、国防工业西迁等长期抗战的筹备计划；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也有过“持久消耗战”的很多言论。这种不约而同的认识都是源于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即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大国，日本是一个先进的小国。看到和承认这个客观存在的人，并不需要特别的先见之明，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中日战争将是持久战的结论。

但是，仅仅看到由客观条件造成的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还远远不是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对于客观情况的把握，因立场的不同、视角的不同、思想方法的不同而有片面与全面、浮浅与深刻的不同。蒋介石等人看到了敌强我弱和敌小我大这个基本事实，但是他们缺乏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世界格局演变的辩证思考，因此他们对所谓“持久”的把握往往脱离实际，很容易从“持久”跳到“速胜”，盲目地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调停或干预。从这个立场出发，国民党倚重正规军队，希望通过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引起国际影响。淞沪战役和南京战役期间，蒋介石寄希望于布鲁塞尔九国公约签字国主持公道以及国际调停，但均未如愿，反而造成了作战的混乱和无谓的伤亡。而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是建立在对与战争相关的一切外部与内部复杂因素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战争不同阶段的关系、外援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战略持久与战役速决的关系、保存自己和消耗敌人的关系等，都有完整的科学分析。因此它的持久战战略，既不会因为一时的顺利而幻想“速胜”，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失去必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