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高龄的老英雄张富清阅读《解放军画报》。记者 穆可双摄

这个家面积不大，80多平方米，黄色的油漆墙，斑驳褪色，但窗明几净，井井有条。阳台上的一盆盆花，整齐得像一列士兵。

坐在旧沙发上的张富清老人，面色红润，衣着整洁，一条空空的裤管，用橡皮筋扎着。裤子的颜色，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江南北常见的那种蓝。

交谈时，老人思路清晰，手势有力，看不出已95岁高龄。他的左手，常握住那截短短的裤管，也许是支撑身体，也许是88岁时因病失去这条左腿，至今仍未适应。

他爱笑。一笑，光洁的脸庞瞬间挂满孩童般的烂漫，如清澈的湖水泛起涟漪。不笑时，目光里依然透着军人的凛然。

解放战争中，张富清炸毁、攻占敌4座碉堡，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被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两次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50年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

新中国成立第6年，他转业到湖北省来凤县工作，此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立功的事，老伴不知道，儿女们不知道，孙辈们更不知道——“只知道他当过兵”。

2018年底，因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张富清不得不拿出证书奖章，意外成为“网红”。

面对记者，一提起牺牲的战友，老人就哽咽：“太多了！他们才是英雄，他们才是功臣！我有啥好显摆的……”他用手抹去泪水，老伴孙玉兰忙递上纸巾。

采访鲐背之年的老英雄，如同面对一部浩瀚的大书，满心敬惜，却不知从哪一页读起。当你慢慢读过去，能看到千军万马、波澜壮阔，能体悟为什么“共和国是红色的”。

“解放”，明白为谁打仗

张富清出生在陕西省洋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早逝，大哥夭折，母亲带着他们兄妹3人艰难度日。因为生活困难，张富清长到21岁时还很瘦小。

1945年，家里唯一的壮劳力二哥被国民党抓走当壮丁，打长工的张富清用自己换回二哥。因为羸弱，他被关押近两年，后被迫加入国民党军队当杂役，目睹其种种劣行。

1948年3月，瓦子街战役中，被“解放”的他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一名战士。

换上新军装，一个崭新的世界，在他面前徐徐展开。

国民党官兵又抢又赌，团长一夜能赌输全团的军饷。而解放军“很仁义、很规矩”，从不拿老百姓东西，借什么一定归还，损坏了赔新的；如果老百姓不愿意借，决不勉强……

张富清从小就听说过共产党、向往过共产党。亲眼看到的一个个细节，让他震撼：竟然和传说中的一模一样！

“让老百姓耕者有其田、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我盼的！”两支迥然不同的军队对比强烈，让“解放战士”张富清下定决心：“我要为穷苦人去打仗！”

“一加入解放军，我就没怕过死。”入伍后，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军事政治整训，时间不长，瘦小的张富清精神面貌大变。

勇气与意志，源自真枪真刀的磨炼。他发现，连队每次执行任务，共产党员敢冲锋、敢硬拼，不犹豫、不躲闪——他真心钦佩这些“老同志”。

壶梯山一役，是张富清走向英雄之路的“成人礼”。

1948年7月，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整编第36师向北攻击，进至陕西澄城以北冯原镇、壶梯山地区后，因发现我军设伏，迅即就地构筑工事，转入防御。

位于冯原镇的壶梯山，长约7公里，地形险要，守军敌第28旅第82团构筑了一个个暗堡，企图成为“啃不烂”的骨头。

第2纵队啃的正是这块骨头。暗堡前，战友一个个倒下。“我去炸掉它！”张富清报名参加突击组。

壶梯山暗堡的模样，他至今记得：高约1米，地面以下挖得深，敌人从射击孔中疯狂扫射，死死封锁住我军进攻线路。

“解决这样的暗堡，在上面扔手榴弹不行，必须从侧面接近，从射击孔塞手榴弹进去。”在火力掩护下，伴着“嗤嗤”的子弹声，张富清时而匍匐，时而跃进，迂回往前冲。

靠近后，他拉开手榴弹引线，朝喷着火舌的暗堡射击孔塞进去。“轰”的一声，机枪顿时哑了，战友们起身冲上来。

那天是8月8日。张富清的右手臂和胸部被燃烧弹烧伤，至今仍留有一片片褐色疤痕。而他却称之为“轻伤”。

“当时，您真的不怕？”

“真的不怕。只想着炸掉它，没感到怕。”张富清回忆说。

“你越不怕死，说不定真死不了；要是畏畏缩缩，敌人就会把你打死。”这是他悟出的辩证法。战场上，信念是信仰者的冲锋号，勇敢是无畏者的护身符。

当日16时，我军向壶梯山发起总攻，全歼敌第28旅第82团，致使整编第36师防御支撑点坍塌，全师动摇。一怒之下，胡宗南将其师长革职留任，旅长、团长撤职关押。

此役至关重要。张富清当时并不知道，高度关注战况的彭德怀，竟顺着电话线，找到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的指挥所，抵近观察。

我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韩城、澄城、合阳。澄合战役宣告胜利，党中央致电祝贺。

张富清荣立一等功。他获得的军功章，简单粗糙，却弥足珍贵。他仔细包好，装进背包。

入伍后仅4个月，作战勇猛的张富清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连长李文才、指导员肖友恩——70多年来，这两个名字，深深刻在他的脑海。

突击，随时准备“光荣”

此后，“枪不离肩马不离鞍”，战斗一场接一场。突击，成为党员张富清的首选与常态。

每次连队布置突击任务，他都报名。手一举，就意味着准备受伤、准备牺牲。这些，他都想过了。

“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情愿牺牲，牺牲了也光荣！”

他的战功，次次来自突击，如：“在东马村代（带）突击组六人，扫清敌人外围，消灭了少数敌人，占领敌人一个碉堡，给后续部队打下缺口，自己负（伤）不下火线，继续战斗。”

如果当时能留下照片，突击组长张富清，应是这个样子：脸熏得像锅底，目光敏锐坚定；肩挎冲锋枪、身背炸药包、腰上插满手榴弹；军衣上，血迹斑斑，烧得到处是洞；赤着双脚，鞋，常在突击中跑掉；四周，是摧毁的工事、烧黑的黄土、纵横的尸体。这是记者连续3天面对面采访张富清后，在脑海还原的画面。

“那时，身上的棉衣又是血又是汗，太阳一晒，很臭。饿了，找到啥吃啥，不管上面有没有血。”张富清说。对他来说，死都不怕，这些算什么。

最大的考验，是永丰镇之战。

1948年11月23日，敌第76军南撤至永丰镇以西的石羊地区。25日下午，在我军追击下，该部主力逃回永丰镇，困兽犹斗。

永丰镇，“围寨高而坚固”。第76军军长李日基，将主力布置在永丰镇和附近几个据点，并重兵控制两边高地，形成支撑点。

西北野战军迅速决定，集中第2、第3纵队主力，围攻永丰镇。战至26日晚，我军肃清外围据点，迫使第76军万余人麇集于土城内。

这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攻坚战。敌人凭借高厚坚固的寨墙，顽固抵抗。27日晨，我军发起的“第1次总攻未能奏效”。

27日黄昏，我军重新调整攻击部署，第2纵队、第3纵队独立第2旅担负攻歼永丰镇第76军的任务。

张富清所在6连担任突击连。之前，部队伤亡很大，东北角寨墙侧面的两个碉堡，是两处主要火力点。

是夜，连队决定成立突击组，炸掉那两个碉堡，确保攻击部队上去。张富清任突击组长，带两名战士，子夜出击。

依旧清瘦的他，浑身是胆，携带1支步枪、1支冲锋枪、2个炸药包和16枚手榴弹，几乎是他的负重极限。

3名突击组员跃出坑道，快速抵近，趁着夜色，爬上三四米高的寨墙。他第一个跳了下去。

听到动静，敌人围了上来，他端起冲锋枪，一排子弹飞过去，令敌猝不及防，一下撂倒七八个。就在这时，他感觉头被砸了一下，“不觉得疼，只觉得闷”。

打退敌人后，他伸手一摸，发现满头满脸是血。原来，头皮被子弹犁开。如果子弹飞低一寸，自己肯定“光荣”了。

迅即，敌人又涌上来，他再次将敌打退，并接近碉堡。他用刺刀挖开泥土，先放置几颗手榴弹，把引线连在一起，上面压炸药包，再盖上一层土。

接着，他用手一拉，侧身一滚，“轰”的一声，碉堡被炸毁。瞬间，尘土、石头、弹片四处飞溅，空气滚烫。趁着烟雾，他迅速逼近第2座碉堡，如法炮制，又成功了。

从跳下寨墙那一刻起，他就没准备回去，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心中腾起。无限的勇气，让他打出了自己都惊讶的战绩：炸毁2座碉堡，缴获2挺机枪、数箱弹药。

“痛快！”

一放松，他才感到伤口剧痛，吐出一口鲜血。他满口牙被穿云破石般的爆破震松，3颗大牙当场脱落，其余的后来陆续掉光。

此刻，总攻尚未开始，他用满是鲜血的双手紧握钢枪，“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坚持到天明”。凌晨3点，冲锋号响。拂晓，我军主力部队攻入永丰镇。

那一仗，我军全歼敌第76军军部，俘获军长李日基。

战役结束，张富清荣立一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晋升为副排长。表彰大会上，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此后，见面就鼓励他。

彭德怀也因此认识了张富清，行军途中遇见，总是亲切地说：你在永丰立了大功，我把你认准了，你是个好同志！

“长征”，何惧山高路远

1949——中国时间进入崭新纪元。对中华民族而言，这是获得新生的一年；对张富清而言，这是奔袭战斗的一年。正如《保卫延安》所写：走！打！是生活中的一切。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张富清所在团整编为第2军第5师第14团。

番号的改变，折射着时局的发展。新中国的桅杆，已刺破海平面。与西柏坡嘀嘀的电报声同样急切的，是解放军指战员奔袭作战的脚步。

在1949年5月至7月“陕中战役、扶眉战役经过图”上，一段段红粗箭头，标注着第2军的战斗路线，东起蒲城，途经泾阳、咸阳、兴平、扶风，西至宝鸡。

8月5日那天，“一野”发出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为“解放整个大西北而战斗”，“敌人逃到哪里必须追到哪里，不给片刻喘息机会”。

各部队冒风雨，忍饥饿，连续奔袭。“那段日子，除了打仗，没记起在哪个地方停过。”张富清回忆说。

并不是神兵天降。路，是一步一步丈量；仗，是一场一场拼杀。张富清和战友们，日以继夜，攻城拔寨，风卷残云。

7月底，“一野”三路大军陈兵陕甘边境，直指平凉——宁甘两省的咽喉。队伍中的张富清，第一次走出陕西。至此，八百里秦川，换了人间。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第一野战军必须在1949年冬结束西北解放战争，以便明年进入和平建设，新疆不能例外。”

新中国成立那天，张富清跋涉在进军酒泉的路上。喜讯，是两天后听到的。“新中国成立啦！”他和战友们格外高兴，举枪高喊！

新中国成立第4天，第1兵团在酒泉召开进疆誓师大会，号召部队“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

酒泉至喀什，2500多公里，要穿越戈壁瀚海，翻越雪山峻岭。当时，新疆尚无铁路，公路极差——有人说，这支红军部队，开始了“第三次长征”。

挺进途中，张富清和战友们时常高唱由王震的诗谱成的战歌：“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他的内心也如这战歌，激昂、欢快。

当时，他已作为战斗骨干调入第2军教导团。在吐鲁番过冬后，教导团徒步1600多公里，于1950年三四月间到达喀什。

新中国成立后的“长征”，比此前的“幸福”多了。张富清说：“到哈密后，再没打过光脚板。以前，没鞋穿是常事。”他的脚底老茧又厚又硬，“赤脚不影响行军打仗”。

不光有了新军鞋，还有了新军装。“部分官兵换上黄色的新军装，还有了新棉衣。”而全体换装，是到了南疆以后。

吃饭，终于都用上碗了。此前，尤其是奔袭途中，开饭时，炊事员都是把食物或往军帽里、或往衣襟上、或往几片树叶上一扣，大家边吃边走。

即使是用汽油桶烧开水，也成了他的“幸福点”。“到喀什后，能经常洗衣服了，用开水一烫，烫死的虱子漂一层……”半年后，军衣上才没了“小动物”。

新疆，揭开新的历史一页。教导团到疏勒后，也迎来一边开荒、一边建营房的激情岁月。在“大草湖”，张富清和战友们搭起帐篷，拉开“军垦第一犁”。

然而，1953年初，部队领导找到张富清说，上级准备抽调连以上战斗骨干入朝作战，问他是否报名。

“新中国不容侵犯，我去！”张富清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随后，不到半个月，他就和几十名战斗骨干，迈开双腿，再次出发。

从新疆到北京，是张富清的又一次 “长征”。一行人，背着面粉做的坨坨馍，星夜兼程。沿途，公路仍很欠缺，有车时就坐一段，大多时候是徒步。

那一趟，走了一个来月，万千山岗、风雨冰雪都经历了。途经鄯善，遭遇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一行人蒙着纱布才能睁开眼睛、辨识路线，行进极其艰难。

“路上缺水，在补给站装一壶水，渴得受不了才舍得喝一口，干得口鼻出血，有人还晕倒过。”张富清回忆。

“到北京后，我感到很疲劳，吃饭不大吃得进去，接连好几天只想喝水。”彼时，朝鲜战事已经缓和，这批待命出征的战斗骨干在京休整。

从“山连山川连川”的陕北，到“平沙莽莽黄入天”的南疆，再到首都北京，张富清走了多少路！新中国，是打出来的，也是走出来的。

缅怀，眼里常含泪水

张富清第一次到北京，组织上安排这批战斗骨干游览名胜古迹，观看文艺演出。而他印象最深的，是天安门。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不禁想，如果新中国成立那天，能现场接受毛主席检阅、聆听毛主席讲话，该有多好！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感到无比欣慰：打那么多仗、走那么多路、吃那么多苦，还几次受伤，新中国成立了，值啊！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想到了新疆守防的战友。1950年，他所在的第2军教导团组建边卡营，接管边防一线哨卡。此时此刻，战友们正在爬冰卧雪。保卫新中国，使命同样艰巨！

站在天安门广场，他不由得想起牺牲的战友。“太多了”——他总是用这3个字，来感叹牺牲的数量，表达心中的哀伤和缅怀。

他的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牺牲了一个又一个。一次突击，突击组成员大多都回不来。一次战斗，连队就少很多战友。每次看到熟悉的面孔不在了，他的心便特别沉重。

他的老部队——5师14团，1949年9月14日翻越祁连山。途中，“整日雨雪交加，狂风不止，战士全身湿透，受冻牺牲130人，冻坏脚不能走路者100余人”。

场场血战，永生萦怀。永丰战役，他所在的2营6连，一夜就换了8个连长，全连几乎打光了。战斗结束后，他被战友搀回，卫生员赶紧给他处理伤口。他发现，自己带的两名突击组员没回来，也找不到遗体。他深感自责：没把两个战友照顾好，自己还活着，可他们牺牲了，连掩埋一下、立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啊！

枪声歇息，夜幕沉沉。他抱着冲锋枪，一宿未眠，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来。不是因为伤口痛，而是心痛！一想起两个瘦高的兄弟，他就痛哭失声……

越是铁骨，越是柔肠。每当清明，他都避开亲人，遥望远方，一个人静悄悄地待一会儿，默默祭奠牺牲的战友，任凭泪水顺着脸颊肆意流淌……

“和牺牲的战友比，我是幸福的！”擦干眼泪，张富清内心充满知足和感恩，更充满继续奋斗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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