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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機構助推美軍“抵消戰略” 有何隱情?

2016年04月01日08:32 | 來源:解放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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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美軍高調提出第三輪“抵消戰略”,力求通過發展一系列“能夠改變游戲規則”的顛覆性技術和創新性戰法,以保持和拓展技術“代差”優勢。通過梳理美軍歷次“抵消戰略”的歷史發展脈絡,特別是厘清其不同時期發揮關鍵引領作用的三大關鍵機構,我們更能看清“抵消戰略”的基本特點,進而認識其實質。

  “國防先期研究項目局”——

  第一輪“抵消戰略”的創新引擎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美軍以“新面貌”國防改革為標志,以“大規模報復戰略”為牽引,發起了所謂第一輪“抵消戰略”,其核心是通過優先發展核武器和相關力量投送平台,來抵消蘇軍的人力數量優勢。然而,蘇聯核力量的迅速發展,逐步打破了美國的核技術壟斷地位,再加上蘇聯1957年10月發射的第一顆人造衛星,使美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技術突襲”,從而導致第一輪“抵消戰略”陷入僵局。

  為重振技術“代差”優勢,美國國防部於1958年2月組建了一個全新機構——“國防先期研究項目局”(DARPA),其任務是以未來戰爭形態為牽引,研究分析某些具有重大顛覆性、創新性和前瞻性的高新技術群,從而為解決中、遠期國家安全問題提供高技術儲備。作為美國國防部的核心研發機構,DARPA擁有各類工作人員200余人,每年經費約為30億美元。這一機構主要採取“小核心、大外圍”的運作模式,依托相關項目經理和主管,從軍工企業、學術界與其他政府部門網羅各類頂級技術專家和一流專業學者從事科研工作,因此也被譽為“五角大樓的大腦”。

  正如著名心理學家埃裡希·弗洛姆所言,“預測未來的最佳途徑就是創造未來”。組建以來,DARPA在很多學科技術領域都處於最前沿,為美軍研發了大量高端武器裝備,並逐步把發展成熟的軍事技術推廣到民用領域。DARPA的許多技術設計理念都體現出了“一代半”的前瞻思維,也就是在謀劃當前戰爭技術方案的同時,也要為下一場戰爭謀篇布局,因此其研究計劃比新技術的實際應用要提前數十年,某些當時被認為失敗的項目也為10年、20年甚至30年后該領域的重大進展奠定了基礎。例如,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DARPA相繼開發的ARPA網(后來的Internet)、隱形技術、GPS和無人機等極具顛覆性意義且幾經周轉反復的尖端技術。這些技術不僅在冷戰后的歷次戰爭中大放異彩,引領了全球技術創新浪潮。

  2015年3月,DARPA出台的《國家安全突破性技術》依然延續了“一代半”的理念,在加緊研發不依賴GPS的新型導航系統、人工智能和量子通信等信息化戰爭尖端技術的同時,也開始著手研究人體機能改良、基因編碼、合成生物學等未來戰爭的前沿技術。正如《五角大樓大腦》一書作者安妮·雅各布森評論的那樣:DARPA創造了未來,工業、醫療、社會和文化都因其前沿技術而實現了轉型……因此它隻要向你透露一丁點的奇思妙想,就會讓你擁有重生再造般的力量。

  然而,這種單純依靠技術創新來維持領先地位的發展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因為新技術一旦在戰場高調應用,就會引起其他國家競相效仿。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后期,美蘇技術差距的逐步縮小、核均勢格局的基本確立,則宣告第一輪“抵消戰略”的全面終結,而這也就為第二輪“抵消戰略”某一核心機構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淨評估辦公室”——

  第二輪“抵消戰略”的核心智囊

  1973年,為全面扭轉“蘇攻美守”的戰略頹勢,美國國防部委托戰略思想家安德魯·馬歇爾組建“五角大樓的內部智庫”——“淨評估辦公室”(ONA),而馬歇爾也將其獨創的淨評估理論全面融入對蘇軍事競賽戰略。

  淨評估理論的精髓,是把對手的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全部國家實力視為一個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重點是利用敵人“盲目跟風”的心理弱點,通過充分發掘和利用其戰爭體系或作戰體系的關鍵短板弱項,對其實施虛實結合的戰略誘導或戰略欺騙,進而擾亂其軍力發展的方向和節奏,誘使其“軍事-經濟”結構畸形發展,最終實現“不戰而勝”的目的。

  在ONA的運籌帷幄之下,淨評估理論逐步成為美軍第二輪“抵消戰略”的核心思維。也正是在淨評估理論的指引下,美軍於1984年以定向能等極具超前性的新概念武器為誘餌,高調推出“星球大戰計劃”的戰略陷阱,誘使蘇聯與之進行對稱性的太空軍備競賽,最終蘇聯因承受不起重大戰爭成本和作戰風險而單方面退出軍備競賽,進而放棄了戰略博弈的主動權。這一舉動產生了巨大的“漣漪”效應,引發“軍事-經濟-政治”等各領域的全面聯動,進而成為摧垮蘇聯的第一顆“多米諾骨牌”。美國現任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1984年曾向國會遞交一份報告,一針見血地戳穿了“星球大戰計劃”的騙局,因為“實驗室根本生產不出來激光和其他相關裝置,整個國防體系就更不可能制造出相應的武器系統……因此從保衛美國本土安全角度來說,導彈防御計劃毫無前景。”此后的歷史發展正如撒切爾所言,虛無縹緲的“星球大戰計劃”於1994年全面下馬,最終讓美國“不費一槍一彈就贏得了冷戰”,也宣告了淨評估理論的全面勝利。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羅伯特·沃克今年3月9日紀念海灣戰爭25周年的講話,也許是對ONA歷史貢獻的最佳詮釋,因為“第二輪‘抵消戰略’向蘇聯決策者輸入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因素,迫使他們不得不改變自身的戰爭考量,使其陳舊的作戰模式日趨過時,而他們在作戰模式方面的投資,則會因自身經濟狀況而變得不具可行性,因此這也就強化了美國與北約的常規威懾力,進而對冷戰的結束產生了重大影響。”如今,淨評估理論已經無縫融入了美軍“抵消戰略”的文化思維,成為當前所謂“成本強加”和“勸阻拒止”戰略的理論內核。

  美軍第三輪“抵消戰略”盡管提出了一系列頗具想象力的顛覆性技術,但其制勝機理仍然像當年一樣,是虛實並存,既有前瞻性的主導技術,也暗含了某些類似“星球大戰計劃”的戰略陷阱。

  “戰略能力辦公室”——

  第三輪“抵消戰略”的關鍵推手

  回顧歷史,馬歇爾的淨評估理論主要是冷戰時期針對蘇聯單一威脅而量身定做的戰略競爭方案。當前,戰爭形態呈現出混合化和跨域化新趨勢,美軍必須要在全球范圍同時應對新興大國崛起、中小國家挑戰以及“伊斯蘭國”和網絡攻擊等跨地區、跨領域和跨頻譜的“混合戰爭”等多種威脅。與此同時,DARPA的技術發展周期過長,難以扭轉美軍傳統技術優勢持續衰減的頹勢,種種新挑戰,為第三輪“抵消戰略”另一個關鍵部門的組建創造了條件。

  2012年,美國國防部組建了“戰略能力辦公室”(SCO)。報道稱,SCO的主管是曾在牛津大學受訓、曾在國防部任職的物理學家威廉·羅珀,這個辦公室最重要的宗旨之一就是速度,其任務重心並不是像DARPA聚焦未來10到15年的技術項目,而是在“國防支出自動削減”的背景下,力求通過不斷加大軍民融合力度,有效推進3D打印、雲計算、大數據和無人機等民用尖端技術的軍事轉化進程,從而順應信息化時代信息技術每2年更新一次的“摩爾定律”,牢牢掌控全球軍事競爭的方向。正如美國海軍學會網站評論的那樣,“自成立以來,SCO已從業余愛好者的小店發展成了重要的國防組織”。

  從美軍2017財年預算情況來看,SCO經費約為9.02億美元,研發重點包括微電子導航系統、“蜂群式”無人作戰平台、母艦式“武庫機”和電磁軌道炮等顛覆性技術和武器平台,力求通過賦予商用技術和傳統武器平台以新角色以及“改變游戲規則”的新能力,使其可在短期時間內實現快速部署,以有效應對復雜多元威脅。其中,“武庫機”的概念最具劃時代的創新意義。所謂的“武庫機”是對B-52等傳統大型作戰平台進行模塊化改造,使其成為多功能的“母艦式”平台,可根據任務需要靈活搭載傳感器、微型無人機等各類負載器件,從而延長平台使用壽命,降低技術升級成本,加大對手技術追趕難度。

  在此背景下,美軍新一輪抵消戰略已呈現出“三駕馬車”並駕齊驅的格局,其目的是要在充分發揮DARPA高端技術開發方面的前瞻優勢,以及ONA的戰略先導作用的同時,重點依托SCO,研發一系列低投高效並可快速部署的新概念武器,從而以“遠近兼顧、高低搭配、虛實結合”的技術創新和戰略誘導方式,“令潛在敵人感到不知所措”。(付征南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

  本版制圖:蘇鵬 圖片資料:楊磊

(責編:單清偉(實習生)、閆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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