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當國人的關注點聚焦於南海國際仲裁案的時候，我卻對3天前剛剛結束的北約華沙峰會疑慮重重，因為這看似不相干的、發生在前后腳的兩起重大事件，其中的政治暗示卻是如出一轍：西方不滿足於已有的政治戰略版圖，他們要在傾斜的天平之上再踏上一隻腳，讓“答案”提前到來。

這樣的判斷絕非我的胡思亂想，因為就在7月8日，韓國政府突然宣布決定部署美國“薩德系統”，這將對區域乃至全球軍事戰略發生重大影響的“大事件”的真正操控者是美國。

不出我們所料，這些重大軍事行動背后都有一個美麗的借口，而借口的背后一定有一個早早就被妖魔化的對手，薩德系統是“邪惡朝鮮”，北約峰會是“虎視眈眈的俄羅斯”，而南海仲裁案是“亞洲威脅制造者——中國”。暫且不議論別國，翻開中國近代史冊，從1840年開始的幾次針對中國侵略，無不冠以所謂正義的借口，兩次鴉片戰爭，1900年的八國聯軍侵略，以及20世紀后半葉的兩次東亞戰爭，都是侵略者在借著所謂正義的名義發動的。其實，我們無需多費口舌對侵略者的罪惡進行鞭笞，我們隻需從戰略與政治的角度，搞清楚域外軍事介入的根本規律和慘痛后果，就會明確我們要避免災難再次發生應該拿出什麼樣的行動。另外，我們有必要在戰略價值層面，揭示侵略者的政治悖論，並因此團結最廣泛的區域和國際戰略同盟，為亞洲免遭再次涂炭做出我們應有的抗爭。

力量強大的必然結果，一定是趨向於將自身的影響力與利益范圍向外延伸，這是幾千年人類文明亙古不變的規律。這種與動物界領地拓展相似的人類戰略行為，必然會引發血腥的對抗。對於這一戰略規律如果僅用道德的思維進行批判，顯然是選錯了坐標。在人類文明的歷史版圖之上，經濟的、科技的、社會的、戰略的多重坐標犬牙交錯，文明的發展與博弈是立體的，我們不可能僅用一個社會道德坐標就對宏闊的歷史打上價值的標簽，我們要追問的是血腥的對抗是如何發生的，又由誰來主宰！？

剝開價值的迷霧，我們清晰地看見，一片經濟落后的文明區域，總會成為強大者覬覦的對象，力量的懸殊終將會令戰略的天平傾斜，一場征服與反征服的搏殺必將上演。

然而，如果人類社會隻有叢林法則，人類文明早就因為野蠻與罪惡而消亡了。在戰略之上依然還有神明，這個神明不是道德的批判，而是人類向善的力量，那就是由遠古東方哲人所揭示的“和”的力量。20世紀以來的亞洲歷史就是最好的証明，殘酷的內部博弈和更為慘烈的外部搏殺，沒有令亞洲文明崩潰，正義的力量總會在最危機的境地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將打破的均衡重新彌合，在和平的天空下重新修補破碎的山河，並在經濟規律的驅動下積蓄更加雄厚的力量，讓文明重歸和平發展的軌道。

在和平的今天我們不會忘記：是八國聯軍的屠殺開啟了中國新世紀蒼涼的帷幕﹔是列強重新洗牌的罪惡游戲，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的中國重新分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將亞洲這片貧瘠的土地再次血洗﹔是虎視眈眈的超級帝國，想要用魔爪扼殺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如果我們不能用稚嫩的臂膀護佑我們的身軀，如果我們不會用正義的力量團結起愛好和平的同盟，等待中國和亞洲的隻有永無休止的動蕩。

回顧一百多年來亞洲如火如荼的崛起之路，如果我們隻能總結出“落后就要挨打”這樣朴素的真理或許還不夠，我們必須有更為開闊的戰略思維，認真解讀亞洲乃至世界戰略大變遷的規律，隻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在險象環生的當今世界，謀得與亞洲乃至全球共命運的發展機遇。

該如何解讀二戰后的全球戰略遺產呢？二戰以后，歷史上那種說動手就動手的純粹野蠻的侵略漸漸式微，每一次區域戰爭總會被冠以正義的借口﹔另一方面，由於域外軍事力量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的重大影響，二戰結束后亞洲外部軍事殘留根深蒂固。冷戰結束以后，隨著蘇聯的解體，美國成為亞洲外部軍事存在的最主要力量，也因此成為影響戰后亞洲戰略格局的最核心要素。上述判斷是亞洲戰略坐標所展示的畫面，而在另外一些坐標，比如科技與社會文明坐標上，戰后的亞洲發生了更加劇烈的變化：五六十年代東亞的經濟奇跡，緊隨其后的中國的大國崛起，和具有后發優勢的印度的急起直追。從宏觀的歷史角度我們發現：從18世紀后半葉開始徹底衰敗的亞洲，終於在21世紀否極泰來，重新站上了人類文明的巔峰，亞洲再次崛起了，它的自身力量的增長不可小覷，其中包括軍事戰略力量。此時，外部力量在亞洲的軍事存在與現實之間的矛盾終於凸顯出來，我們不得不來重新審視美國在亞洲軍事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顯然這一合法性是不存在的，美國人是有戰略價值判斷的，而且他們也是這樣一步步地行動的：上世紀70年代初期美國人退出了印度支那﹔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美建交，美國人退出了中國台灣﹔上世紀90年代盤踞在菲律賓100年的美國終於撤出了它的軍事基地。這種以美國軍事退出為主要標志的亞洲戰略格局的變化，既是亞洲崛起的必然結果，也是美國對於戰后大趨勢判斷的必然選擇。如今，美國人已經把“域外軍事介入”作為一種政治悖論，對其戰略對手進行價值聲討，在烏克蘭，在敘利亞，甚至在南中國海，美國人總是揮舞道德審判的大棒，對其戰略對手進行遏制與打壓。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美國軍事力量今天依然耀武揚威地駐扎在兩個東亞經濟大國的土地上，其目的自然是維持其在亞洲的政治和戰略影響力，但美國人顯然不能直白地如此表達，他們唯一的法律依據就是二戰結束所產生的相關法律，但這些法律依然不能為美國在朝鮮半島的軍事存在提供哪怕一絲絲的借口。

毫無疑問，美國正是借助於其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對亞洲政治戰略施加日益濃重的戰略影響力，問題是這份影響力對亞洲和平與發展的大趨勢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21世紀初，在朝鮮半島和日本，本土力量發出了“請美國人退出”的呼聲，美國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機。然而，朝鮮半島危機的逐步升級，不僅終止了日益明朗的朝鮮統一部步伐，還為美國人在東亞的軍事存在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朝鮮半島危機的始作俑者是誰，這樣的疑問一時難以判斷，然而我們隻要分析危機的最大獲利者是誰，一切都昭然若揭了。美國人不願意離開亞洲，盡管亞洲的崛起和力量的增長，已經令美國賴在亞洲成為一種尷尬的現實﹔盡管從政治邏輯分析，一個具有超強經濟實力的大陸，被域外軍事力量捆綁是難以想象的，但美國還是利用亞洲歷史遺存的政治矛盾，繼續扮演軍事戰略調停者的角色，在東亞、在台灣海峽、在南中國海，用其頻繁的軍事動作阻礙亞洲的重新彌合。一言以蔽之：美國是亞洲動蕩的罪魁禍首！但他們卻用充滿狡辯的政治策略，把中國威脅論的大帽扣在熱愛和平的中國頭上。

由於美國人在亞洲的軍事存在，亞洲這片蓬勃崛起的大陸充滿著巨大的變數和危機。美國精心炮制的“中國威脅論”沒有案例支撐。反倒是美國用一次次的外部軍事干預，制造了今天輻射中東、北非乃至整個歐洲的大動蕩，流血正在上演，政變與權力更迭令人目不暇接。美國是世界動蕩的始作俑者，這種動蕩的核心驅動是美國作為區域外大國的持續不斷的軍事干預。

與歐洲現實的災難一樣，亞洲潛在的憂患令人觸目驚心，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和日益加劇的軍事力量介入，正一步步地將和平的亞洲拖入危機。亞洲已經到了做出選擇的歷史關頭，為了和平，亞洲必須團結起來，對充滿政治悖論的美國在亞洲的軍事介入，說：NO！（中國軍事文化研究會高級顧問 華鉞智庫高級研究員 徐勇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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