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是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面前，什麼是忠誠，什麼是勇敢，什麼是犧牲，什麼是崇高，什麼是卓越……都讓后人看得清清楚楚。而這些，恰恰都是一支軍隊戰斗力生成中極端重要的組成部分。

紅軍因何能戰勝

力量是由多種要素組成的。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首先是精神的長征，其次才是身體的長征。若比體能、比武器裝備，紅軍不如“白軍”﹔若比意志、比信仰，比戰斗精神，“白軍”不如紅軍。長征比拼的正是信仰和意志，最終信仰突破了“圍追堵截”，意志戰勝了艱難險阻。

（一）

紅軍三大主力長征都是在力量對比十分懸殊下的被迫戰略轉移，說白了，就是打了敗仗。中國自古以來，鮮有敗軍成事者，李自成九宮山的敗亡，石達開大渡河的覆滅，成為當年所有預言家預測紅軍前途的參照系。但歷史沒有重演，紅軍跳出了歷史的覆轍。為什麼紅軍敗而不倒，潰而不散，上下同欲，百折不撓？靠的就是信仰。紅軍有別於其他所有軍隊的本質特征就是，紅軍是信仰的集合，而不是雇佣關系、金錢關系和權勢關系的集合。

長征時的紅軍構成中“老幼病婦”佔了很大的比重。長征途中歲數最大的當屬“五老”，林伯渠(48歲)、徐特立（57歲）、董必武（48歲）、謝覺哉（50歲），再加上朱老總（48歲）。他們和年輕戰士一樣長途跋涉在萬裡征途上。徐特立老人頭發斑白，牙齒脫落，但很少騎馬，得空就給紅軍將士們上課。謝覺哉老人隨身帶著一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務部”的印章，過草地時，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都扔了，但仍把印章挂在脖子上跋山涉水，完好地將它帶到了陝北。

在長征的隊伍裡，“紅小鬼”是一個獨特的群體。胡耀邦、蕭華等都曾是有名的“紅小鬼”。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時，有些十二三歲的孩子一定要跟著紅軍走，誰也勸阻不住。這個年齡段，正是需要父母呵護的時候，但他們已經嘗盡了人間的艱難困苦。人們后來所熟知的蔡暢和警衛員“紅桃”的故事、陳賡和“紅小鬼”的故事等，在長征途中何止成百上千。一個地方的老鄉，聽說附近有一些老紅軍犧牲了，當地蘇維埃政府動員他們去掩埋尸體，走近一看，哪裡是什麼“老紅軍”，分明是一伙“小紅軍”，稚氣未脫，老鄉們潸然淚下。

紅軍中還有一批女戰士，這是長征途中一道特殊的風景線。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採訪這些女戰士時感慨地說了一句話，“長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據統計和考証，紅一方面軍參加長征到達陝北的女紅軍有：鄧穎超、康克清、賀子珍等30位﹔紅二方面軍有李貞、陳宗英等22位﹔紅二十五軍有周東屏、戴覺敏等7位。紅四方面軍的女紅軍人數最多，共約8000余人。她們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與男同志們一起行軍打仗，風餐露宿，還要擔負起救治傷員、宣傳鼓動等多項任務。她們被稱為“政治戰士”，行軍途中要奔前跑后，往往要比一般的戰士每天多走10多裡，因此，周恩來贊譽她們是走了三萬五千裡的人。

小平同志晚年時，曾經有人問他，參加長征最大的感受是什麼，小平同志不假思索，操著濃重的鄉音回答，“跟著走！”看似不假思索，其實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人生選擇，這是對信念的堅守。紅軍指戰員們鐵了心，就是爬著、跛著也要跟著共產黨走。就是這句“跟著走”，使紅軍走出了雪山草地，走出了一個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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