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流逝，滄海桑田，保持歷史遺址的原貌很難，但要有這種意識。尤其是紅色遺址，有別於一般的旅游資源，須避免過度的商業開發，不能有太多的商業氣息。環境要有庄重感，游客要有敬畏心。來此不同於觀光，而是向歷史和先烈致敬，重在傳承精神、陶冶情操。硝煙雖散盡，但歷史不應也不能被遺忘。

在四川境內，紅軍幾度處在生死關頭，但每每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化險為夷，創下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跡，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一路走來，我主要有兩點感受。

一是紅軍有信仰作為精神支撐。因為有信仰，紅軍有必勝信念，成為打不垮、打不散的鐵軍。石達開大軍兵敗大渡河，而72年后紅軍卻在同一個地點成功強渡大渡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並非單純在於雙方民族政策的差異。為贏得時間奪取瀘定橋，紅軍一晝夜行軍240裡，在暴雨迷霧中走羊腸小道，沿途還得與攔截之敵交戰、遇水架橋，沒有鋼鐵般的意志根本做不到。紅軍刻印的報紙《戰士》及時報道了這兩大戰事，並在空白處刻寫道：“用我們鐵的紅軍無堅不摧戰無不勝的勇猛精神掃平一切當前敵人”。這一細節說明紅軍根本不是潰敗之師，有著驚人的戰斗力。瀘定有位干部說，以飛奪瀘定橋為界，紅軍長征起初是與人斗，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隨后渡河北上，爬雪山過草地，是與天斗。這番話歸納得簡練而又生動。“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紅軍以血的犧牲、鐵的意志攻堅克難，進而開辟了通往勝利的道路。

二是紅軍貫徹了群眾路線。中央紅軍長征后，在敵軍重兵圍剿下始終處於流動作戰狀態，沒有根據地作為依托，給養、兵源得不到及時補充。突破湘江防線后，紅軍兵力從8萬多人銳減至3萬多人，隨后連番惡戰又有折損，處境確實極為險惡。紅軍官兵多為窮苦人出身，與勞苦大眾有著天然的聯系。紅軍揮戈所向，沒收官庫、剝奪土豪劣紳浮財，開倉分糧，開監放人，且軍紀嚴明。這樣一支正義之師，自然得到民眾擁戴。張愛萍將軍就此回憶說：“由於先頭兄弟部隊做了許多群眾工作，我們每到一地，像進入老區似的，不論大村小鎮，群眾紛紛自動幫助我們帶路，抬擔架，運輸物資，並積極地協同我軍地方工作組打土豪。自動參加紅軍的人到處皆是。特別是過了西昌，進到漢、彝族雜居的地區，群眾擁軍、參軍的情形更加熱烈。”倘若沒有沿途民眾踴躍參軍，紅軍就無法保持有生力量﹔沒有群眾冒險做向導，紅軍就難以在陌生復雜的環境順利行軍、避實擊虛﹔沒有安順場8位船工，17名紅軍縱然再英勇，也無法用僅有的一條船渡過流水湍急的大渡河。總之，有了群眾支持，紅軍才不至於成為“石達開第二”，才得以在征途中殺出一條條血路。

長征是我們黨和軍隊以及中華民族的一筆寶貴精神財富。長征，成為一個具有重大象征意義的時間坐標。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鄭重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習近平總書記把改革開放新時期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喻作“新長征”，強調“我們要走新的長征路，長征永遠在路上”。“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在昔日紅軍走過的路線上，西昌建起衛星發射中心，見証了我國航天發射能力的不斷提升﹔雅安至西昌之間的深山峽谷建成雅西高速公路，有“天梯高速”之稱，驅車穿過拖烏山，仿佛在雲間行駛。冕寧、石棉、瀘定三縣山地面積居多，農村人口居多，發展相對滯后。隨著交通條件改善和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尤其是眼下實施精准扶貧，面貌有了很大改變。縣城具有現代氣息，干淨整潔。鄉村民居大多是樓房。此行我們走訪了多個山村，生態好、環境美，令人流連忘返。例如，石棉縣挖角鄉利用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種植黃果柑，該水果具有花果同樹等特點，果肉細嫩多汁、甜酸適度，成為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果林成片，山水瀲灩，美不勝收。瀘定縣和平村依托牛背山、娘娘山等旅游資源，發展山地旅游農家接待站，打造“生態農業和山地旅游示范村”，搞得有聲有色。這體現了我國社會制度的優越性，也折射出當地干群的精神面貌。行百裡者半九十，面對前進道路上已知及無法預知的各種風險挑戰，我們要多一份從容、自信和堅毅，“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長征路”。（2016年9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黨校 常務副校長、教授 夏春濤）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