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左一）與斯諾

在多災多難的20世紀，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率領人民軍隊，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浴血奮戰，為飽受屈辱的中國人民撐起了一片藍天，最終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然而，讓世人最早了解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應當歸功於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國》。人們至今不會忘記書中的那幅毛澤東身穿紅軍藍灰軍衣，頭戴紅星八角帽，紅光滿面、神採奕奕的照片，它像燎原的星星之火，將毛澤東和中國工農紅軍的光輝形象傳遍了全世界。而這張照片中的紅軍帽，現保存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裡，它見証了斯諾與毛澤東的革命友情。

埃德加·斯諾，1905年出生於美國密蘇裡州堪薩斯城的一個貧困家庭裡。他當過農民、鐵路工人和印刷學徒，大學畢業后從事新聞工作。1928年，當中國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時候，他來到上海擔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和《芝加哥論壇報》記者，遍訪了中國主要城市和東北等地。“九一八事變”時，斯諾正在上海，以后又目睹了1932年淞滬抗戰和1933年熱河抗戰，結識了魯迅、宋慶齡等一批民主進步人士。1933年至1938年，他在北平燕京大學任教，並有兩年時間住在燕大校園裡。

1936年7月初，在宋慶齡的介紹下，斯諾沖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繞道西安，冒著生命危險進入陝甘寧革命根據地，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進行採訪，尋找真正的“東方魅力”。

毛澤東對第一位來蘇區採訪的外國記者十分重視，認為斯諾可以不受國民黨新聞檢查的封鎖，能夠把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和主張，如實地在國外發表，這樣就可以使國民黨對共產黨的一切造謠誣蔑原形畢露，使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持。因此，要求紅軍各部隊認真做好斯諾採訪的接待工作。7月13日，斯諾、馬海德兩人秘密抵達保安，受到紅軍的熱烈歡迎和接待。紅軍給他們每人配發了一匹馬、一支步槍、一套嶄新的軍服和一頂紅軍紅星八角帽。為便於採訪，斯諾的住處被安排在離毛澤東所住窯洞不遠的山腳下。

7月15日，斯諾接到通知，毛澤東主席將要正式接見他們。當斯諾等人懷著激動的心情走進毛澤東住的院子時，毛澤東已經在門口微笑著迎接他們了。毛澤東用有力的大手握住斯諾的手，高興地說：“歡迎！歡迎！”斯諾觀察到，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住的窯洞實在是太狹小了。但就是在這簡朴的窯洞裡，毛澤東和斯諾在以后的4個月裡進行過數十次徹夜漫談，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一天早晨，在黃華等人的陪同下，當斯諾剛邁進毛澤東住的院子時，就看見毛澤東站在窯洞門口，迎著和煦的晨光，容光煥發，神採奕奕，魁梧的身軀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得格外高大、威武。面對這鮮活的形象，斯諾那新聞記者的才思迅速作出反應，他敏捷地舉起挂在胸前的照相機，把鏡頭對准毛澤東說：“主席，讓我給你拍張相吧！”毛澤東微笑著應允。可是，斯諾發現毛澤東沒有戴軍帽，便說：“請你戴上軍帽，照個全副戎裝的。”但毛澤東隻有一頂洗得褪色發白的舊軍帽，且帽檐已經軟軟地耷拉下來，戴這樣的帽子照相顯然不適合。毛澤東隻好向身邊的工作人員借，可惜沒有一頂合適的。正在這為難之際，斯諾靈機一動，順手把自己頭上的新軍帽摘下遞給毛澤東，毛澤東戴上后正合適。斯諾立即舉起了照相機，“咔嚓”一聲，把毛澤東的光輝形象拍了下來。照完了相，毛澤東緩步走到斯諾跟前，把軍帽端端正正地戴在斯諾頭上，緊緊握住斯諾的手說：“斯諾同志，謝謝你。”斯諾像一個將要出征的紅軍戰士般向毛澤東主席立正敬禮，周圍的人都鼓起掌來。在隨后的陝北採訪活動中，斯諾一直戴著這頂紅軍帽。他十分珍視毛澤東戴過的這頂紅軍帽，一直把它隨身攜帶著。

同年10月，斯諾結束了對蘇區的採訪，離開蘇區進入東北軍的防地。斯諾乘坐由張學良將軍派來的一輛大卡車轉道西安回北平。當時，車上裝著一些麻袋，裡面塞滿了要送去修理的舊槍支。為了避免沿途國民黨軍警的盤查，斯諾把裝有在蘇區採訪的素材、膠卷和紅軍帽的提包塞進了其中的一個麻袋裡。半夜行車時他睡著了，車上的所有麻袋被卸下扔到了離西安20多公裡的咸陽的一個軍火庫裡，車到了西安斯諾才發現。他非常著急，心想把提包丟了，4個月的冒險採訪將前功盡棄，將辜負毛澤東等人的重托﹔而且萬一那提包被國民黨軍警得到，后果將不堪設想。斯諾費了好多口舌，才說服卡車司機和陪同的東北軍軍官立即原路返回，終於把提包原封不動地找了回來！

返回北平后，斯諾立即伏案撰寫《紅星照耀中國》書稿及有關紅軍的報道，有時忙得連電話也不接。1937年2月5日，燕京大學新聞學會在燕大校內未名湖畔的臨湖軒召開大會。斯諾在會上首次演講並放映了他拍攝的有關紅軍的紀錄片、幻燈片等，200多名青年學生第一次看到了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等紅軍領袖的形象，陝北蘇區人民的生活、紅軍演習、紅軍大學和抗日劇團演出等情形，在燕大校園引起了巨大反響。在斯諾的啟迪下，燕大學生立即倡議組成了北平學生訪問團赴延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於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遷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等紅軍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和蘇區人民的熱烈歡迎。抗戰爆發后，成百的燕大學生陸續奔赴陝北，參加八路軍，走上抗日救國的前線。

1937年5月，斯諾的妻子、倫敦《每日先驅報》和《紐約太陽報》代理記者海倫·斯諾受到丈夫的影響，秘密赴延安，她要完成斯諾對紅軍長征后續部分的採訪。在她到達的第二天，毛澤東和朱德一同來看她。毛澤東親切地說：“歡迎你到延安來。”海倫·斯諾笑著回答：“我早就從照片上認識您了。”海倫·斯諾取出衣袋裡的筆記本中夾著的那張毛澤東頭戴紅軍帽的照片，高興地遞給毛澤東說：“這是我丈夫給您照的那張相。為了躲避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圍困，我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裡女扮男裝，深夜跳出窗戶，身上隻帶了您的照片。您知道，您的這張照片就是我來見您的介紹信。”毛澤東瞇著眼睛仔細端詳自己頭戴紅軍帽的照片，感慨地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這個一向不修邊幅的人照出的照片會有這麼好看，感謝斯諾同志。”

1937年10月，斯諾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由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這是關於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工農紅軍情況的最早最詳盡的報道，它向世人宣傳講述了中國工農紅軍的革命斗爭情況，從而打破了國民黨的長年封鎖。1938年2月，上海租界內的抗日救亡人士以“復社”名義將該書譯成中文，因當時所處環境而改名《西行漫記》。與此同時，斯諾還趕寫了一系列關於紅軍的報道文章，寄往英美各國的報紙發表。這些消息和文章又迅速用電訊傳回國內，並在遠東的許多報紙上刊發出來。斯諾還把他同毛澤東的長篇談話全文連同蘇區情況綜述交給《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並配發了毛澤東頭戴紅軍帽的大幅照片。它像一枚巨型炸彈震動了中國和世界。一時間，從南京到北平，掀起了軒然大波。斯諾悄然訪問蘇區，來去無蹤，而國民黨軍警憲特卻絲毫沒有察覺，這使蔣介石大為震怒。他氣急敗壞地把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召到南京去作交待，並對西安憲兵和警察進行了重新改組。

在此后的30多年間，斯諾多次訪問中國，數十年如一日地以其風格獨特的報道、著作和講演，向世界各國介紹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事業。1960年斯諾訪問中國時，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毛澤東感慨地對斯諾說：“我從沒有騙過你，你也從沒有騙過我。”他們兩人這種相互信任的友情保持終生。1964年，斯諾再次訪問中國，有一次應邀到人民大會堂觀看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舞台上站滿了合唱隊員，台前是大型樂隊，舞台背景是一張毛澤東頭戴紅星八角帽的巨幅照片。斯諾入場后抬頭看了又看，驚詫地問道：“那不是我在1936年拍的主席相嗎？”斯諾沒想到，如今這張照片會在那麼大的場合派上這麼大的用場。斯諾非常珍惜與毛澤東的友誼，在自己家中時常把這張照片和這頂紅軍帽拿出來給全家人及朋友們觀賞。他的兩個孩子都還頭戴這頂紅軍帽照過相。

1972年1月下旬，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得知斯諾患胰腺癌動了手術的消息后，立即指示組成醫療小組前往瑞士（斯諾全家於1959年搬遷到瑞士），希望能把斯諾接回中國醫治，並在北京日壇醫院准備好了一套病房和一個醫護班子。1月25日下午，由中國衛生部顧問馬海德率領的醫療小組抵達日內瓦，在中國駐瑞士大使的陪同下，驅車前往日內瓦郊區埃善小鎮斯諾的家。斯諾夫人早已在家門口迎接。斯諾的家是一幢兩層小樓，走進客廳，牆上正中懸挂著當年斯諾為毛澤東照的頭戴紅軍帽的大幅照片。見到已瘦骨嶙峋的斯諾，馬海德等中國醫護人員心如刀絞，立即對他的病體進行了詳細檢查，確診他的癌症有廣泛轉移，已無法醫治，隻能盡量幫助病人減輕身心的痛苦。

1972年2月15日，恰是中國農歷的春節，可就在這天凌晨，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諾在昏迷中安靜去世，享年67歲。遵照斯諾生前的囑咐，斯諾夫人用顫抖的手指輕輕拆開他的遺囑，隻見那熟悉的筆跡寫道：“我愛中國。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裡，就像生前一貫的那樣。我希望我有一部分安葬在赫德遜河畔，也就是它就要流入大西洋到歐洲和人類的所有海岸去的地方……”

1973年10月19日，斯諾骨灰安葬儀式在北京大學景色秀麗的未名湖畔舉行。通向墓地的林蔭道上，源源不斷的人群聚集在這裡，他們當中有年輕的大學生，有白發蒼蒼的老教授，有新聞記者，也有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各界知名人士，還有來自美國、英國、瑞典、加拿大和日本等國朋友。墓周圍鬆柏青翠，漢白玉墓碑上用中文和英文篆刻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墓前陳放著毛澤東、宋慶齡、朱德和周恩來等敬獻的花圈。

斯諾去世后，他的夫人和孩子們曾就這頂紅軍帽的歸屬討論過。雖然感到這頂紅星八角帽是斯諾生前最珍愛的，是他經歷過的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心裡很難割舍，但還是一致認為它應該屬於中國人民，應該把它送回中國。1975年10月，斯諾夫人專程來到中國，把他們保存了近40年的這頂毛澤東和斯諾都戴過的中國工農紅軍紅星八角帽，親手交到周恩來總理夫人鄧穎超的手裡，並通過她捐贈給中國革命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收藏。（王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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