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第16師團士兵東史郎保存的戰時日記

1946年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朝日新聞》隨軍記者今井正剛說：“我於1937年12月15日夜間，在大方巷《朝日新聞》辦事處前面馬路上，看到數千人頭攢動，一望無際的中國人群，被趕赴下關屠場。在天色微明的揚子江畔，一片黑黝黝的尸體堆壘如山，在尸山裡蠕動著人影，總有五十人乃至一百人以上，他們在日軍刺刀的逼迫下轉來轉去拖曳著尸體，向江流裡丟去。作業完畢，苦力們被排列在長江岸邊，噠！噠！噠！一陣機關槍聲，隻見仰面朝天、翻身仆地、騰空躍起，一一都跌落江中，被滾滾波濤卷走。”

很難想象當年這些日本士兵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寫下這樣的文字。誰不期冀山河靜好、國泰民安呢？誰又能拿無數人的生命去捏造史實？“不過多關注過去的不幸歷史”，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的風輕雲淡沖散不了籠罩在歷史上空八十年的血腥陰霾。

1938年德國駐華使館外交官羅森給本國外交部的一份報告記錄了南京大屠殺

二、西方人士筆下的歷史真相

南京大屠殺是否如日本右翼人士和部分網民所說沒有第三方人証物証？事實上，當時滯留南京的西方人士，如傳教士、教授、醫生、記者、商人等不在少數，他們不僅親眼目睹了侵華日軍的暴行，還有大量的文字、影像材料留存下來，成為侵華日軍無法辯駁罪行的鐵証。

在華傳教20余年的梅奇牧師，當時擔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他於1937年12月19日給夫人寫信說：“上周的慘狀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我從來沒有想過日本兵會是這樣的一群野獸。一星期的屠殺和奸淫，我認為遠比近代所發生過的任何屠殺為甚。他們不僅殺掉能見到的每一個俘虜，也殺了極大數目的老少平民，很多百姓像被獵兔子似的在街上被射殺。從南城到下關全城堆積著死尸。”

在侵華日軍的屠刀下，南京城內外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德國駐華大使館秘書羅森於1938年3月4日在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中稱，“紅十字會在為埋葬眾多尸體而慢慢努力。部分尸體是剛剛從水塘和地下掩體中成堆成堆地打撈和挖掘出來的。例如在大使館邸附近主要街道的地下掩體就挖出許多尸體。郊區小港口下關尚有三萬具尸體，這都是大恐怖時期集體處決的。紅十字會每天埋葬尸體五百到六百具，漫步郊區在農田和水溝可見零星尸體……”

類似的記敘在當年西方人士的書信、文書中存留有很多。他們身處南京大屠殺血雨腥風之中，毫無疑義是歷史的見証者。面對這一人間地獄，他們一邊建立“國際安全區”幫助中國難民，一邊用筆、用相機記錄下侵華日軍的殘酷暴行，並想方設法讓外界了解南京城內的慘狀。

三、兩大軍事法庭判決書裡的南京大屠殺

1946年1月19日，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等11個國家在日本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進行專案審理。判決書認定：“日軍佔領南京后的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這個數字還沒有將日軍所燒棄的尸體、或投入長江、或以其他方式處理的人計算在內……”

1946年2月15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根據大量罪証認定：“日軍在南京集體屠殺有28案，屠殺人數為19萬余人﹔零散屠殺有858案，尸體經慈善機構掩埋有15萬余具。”

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指揮官鬆井石根被判處絞刑﹔南京大屠殺主犯、侵華日軍第六師團中將師團長谷壽夫被引渡給中國政府，經公審審判后於1947年4月26日在南京被處以死刑。

南京大屠殺已經過去近80年了，時光是會磨滅許多印跡，但是鐵証如山的歷史，並不會像日本右翼勢力所妄想的那樣，成為一段“斷不清的公案”，甚至就能被他們紅口白牙地誣指為“捏造的歷史”。 銘記歷史不是為了加劇仇恨，而是為了讓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新上演。如果僅僅站在自己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去判定、對待甚至歪曲歷史，不僅是一種無知，更是一種人性泯滅。

這裡正告日本右翼勢力，切勿在無知，甚至假裝“無知”的道路上越滑越遠。孰不知，“無知”與“無德”之間不止相差一個字，更有人類的底線和尊嚴！（龔蘭蘭、張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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