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尚未获得可靠情报,但“料事如神”的斯大林在接到莫洛托夫等人电报仅仅一天后,就得出了他的判断。首先,斯大林并不认为日本当局计划通过武力手段彻底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他怀疑日本的行动很可能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或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其次,斯大林还认为日本不仅有可能得到帝国主义者的默许,很可能还“征得中国某些有影响军阀集团,如冯玉祥或阎锡山集团,或张作霖的老奉天分子同意,或所有这些集团的同意进行武装干涉”。于是,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等人:“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他担心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激烈反应可能会引起列强的不满,“只能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起来”(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1931年9月23日)。如此一来,斯大林便在尚未知晓日方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就迅速为苏联定下了中立、不干涉的处理基调。
1931年9月25日,联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通过相关决议,责成外交人民委员会再一次向苏联驻华和驻日外交代表作出明确指示:他们必须向莫斯科及时通报发生的事件;没有莫斯科的指示不得采取任何步骤,也不作任何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虽已做出了“不干涉”的决定,但依旧要求外交人员尽可能制造苏联会进行干涉的假象以避免外交底牌过早被外界所察知。于是,《真理报》和《消息报》便在斯大林的部署下演起“双簧”:《真理报》负责严厉抨击日本的侵略行径,《消息报》则要“使用温和的和极其谨慎的语调”以免刺激日本及其他国家。苏俄两大报关于事变的报道果然在中国引起了反响,《中央日报》有云:“苏俄两报抨击日本,日侵东北将激起国际战争,对俄有重大危机不能不注意。”
此外,共产国际虽号召各国共产党在宣传舆论上声讨日本挑起事端,但又特别强调“整个运动应与反对战争威胁集合起来”,而不应沦为单纯的反日斗争。共产国际在向各国共产党部署满洲问题宣传工作时特别强调:“应负战争责任的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通过帝国主义强盗的联盟即国际联盟,准备重新瓜分中国的并同意发动这场战争的英、法、美帝国主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满洲问题的非常会议速记记录,1931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