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不落”遭遇“武士道”

資料圖：1896年，李鴻章與英國首相兼外交大臣索爾茲伯裡（左）、英國外交副大臣寇鬆（右）的合影

甲午戰爭爆發前，西方列強在遠東都有著或多或少的政治、經濟和外交利益。作為遠東地區的霸主—英國，自進入19世紀下半葉以來，正不斷受到來自俄、美、德、奧、法等列強的政治滲透、貿易競爭和利益瓜分，英政府對於歷來崇尚武裝入侵，瘋狂掠奪土地的“世仇”沙皇俄國更是防范有加。1894年6月，日本在“大陸政策”的指引下，抓住清政府派兵入朝平叛的契機，迅速向朝鮮出兵，並利用一切機會不斷挑起事端，力圖發動戰爭。面對日益緊張的朝鮮局勢，英國政府從維護本國利益，阻止俄國乘機插足遠東的角度出發，一方面接受李鴻章的調停請求，另一方面卻被日本陽奉陰違和蒙混的手段所迷惑，其調停政策也在不斷轉變。

一、調停初期，採取“勸日避免沖突，以維護現狀”政策

1894年6月上旬，日軍長期滯留朝鮮拒不退兵，且仍在不斷增兵，深知清軍軍力有限的李鴻章病急亂投醫，積極請求列強出面加以干預。對於清政府的請求最為積極的當屬沙皇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在他的積極倡導下俄國政府多次對日發出“中日雙方應保持克制，兩軍先撤兵，再商議朝鮮改革”的照會，同時還提議盡快召開“俄、中、日”三國會議，以商討退兵事宜。面對俄國的種種舉措，英國開始坐不住了， 為了防止俄國借機南下，形成與英抗衡的局面，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多次告誡日本政府：“英國對於任何侵犯它自己在中國的利益或朝鮮的完整或獨立的行動，十分肯定是不能容忍的”﹔英國歡迎在朝鮮實行改革，但是它“不能對朝鮮的涉外規章的任何重大變化置諸不問，也不同意把朝鮮國王的任何領土讓與日本”。可見，甲午戰爭爆發前，英國對於地大物博的中國的戰爭潛力以及戰爭動員能力還是比較有信心的。正如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所說：中日戰爭“如果戰爭能拖長下來，中國的資源、人力和它經得起磨難的本領，必能勝過日本的勇猛和它的訓練、組織能力”。所以在調停初期，英國對於依托清軍抵御俄國南下入侵，捍衛英國在遠東的既得利益是有信心的。所以這一時期英國貫徹的是傳統的遠東政策，即支持清政府，勸日避免沖突，以平息事端達到維護現狀的目的。

二、調停中期，採取“犧牲中國利益，換取暫時和平”政策

英國長期奉行“利己主義”和“實用主義”政策，其整個調停方針都緊緊圍繞著“全力阻止俄國插手遠東事務”來制定。當看到清政府面對日本在軍事上和外交上的步步緊逼隻能一味退讓，方寸大亂時，便開始將日本視為其在遠東地區防御俄國的戰略伙伴，其制定的調停方針也開始逐步向日本傾斜。首先，英國倡議由“五國聯合調停”來取代俄國提出的“中日俄三國聯席會議”。乍看起來“五國聯合調停”是支持中國的，但實際上該計劃在出台以前，英國早已與日本通氣並商量過多次，日本對於此計劃的底細更是了如指掌。其次，在“五國聯合調停”不了了之以后，英國又拋出“在朝鮮建立中間地帶”方案，其真正目的是希冀中日兩軍分別佔領朝鮮的北部和南部，以防止俄國乘虛而入，坐收漁翁之利。但對於這一方案，已鐵心開戰的日本似乎並不領情，一拖再拖，不作答復，最終也隻能無疾而終。這兩次調停方案盡管到最后都失敗了，但仍不難看出面對日本不容小覷的軍事實力和充分細致的備戰過程，英國政府已經在調停策略上做出調整，制定了“強迫中國盡早對日妥協，以滿足日本的侵略要求，從而換取朝鮮半島和平”的政策。

三、調停后期，採取“與日進行利益交換，默許日本發動戰爭”政策

英國在中日之間進行調停的過程，也是對雙方軍事實力重新進行評估和認識的過程。隨著調停的不斷深入，英國情報部門發現清海軍雖在艦船噸位和大炮數量上優於日本，但從指揮員的戰略決策能力、武器裝備現代化程度、軍隊訓練水平、官兵士氣和作戰戰術紀律等諸多方面，與日軍相比都差距甚大。清陸軍和日陸軍從各個方面相比也都完全處於劣勢，如果兩軍一旦開戰，清軍獲勝的可能性極低。同時日本也在拉攏英國方面做了許多努力，不僅極力渲染日本拒俄涉足遠東事務的堅決態度，以博取英國好感﹔還採用賄賂等各種手段收買英國官員和媒體，以制造有利於日本的政治氛圍和輿論。在對當時形勢作出綜合判斷后，英國得出日軍發動戰爭已經無法避免，雙方開戰只是時間問題的結論，為維護自身在遠東的諸多利益，便決定犧牲中國，在得到日本關於保証上海中立區及其周邊航道安全的承諾后，便默許了日本挑起戰爭的行動。

英國制定遠東政策的根本點，就是維護英國在遠東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盡一切努力防止俄國南下與其分庭抗禮。無論它起初支持清政府、反對日本挑起侵華戰爭，以后支持日本提出的媾和條件，還是最后犧牲中國，默許日本發動戰爭，都不違背其遠東政策的根本點。可見，英國遠東政策的轉變，是出於戰略和策略上的需要，其根本目的是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