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反思：不破藩籬，何以破敵

今日龍須島灘頭。高洪超攝

日軍在龍須島附近海面組織登陸。高洪超提供

前人經歷的甲午，是私利之爭的悲局﹔后人所知的甲午，亦是私利之爭的碎片。

品甲午之痛，莫過於此……

此時駐足榮成灣的灘頭，真實的歷史與歷史的真實，在風中交織，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

只是那個日子，至今讓人揪心——1895年1月20日，日軍在榮成灣登陸，打響了埋葬北洋水師的最后一戰。

人是歷史的劇作者，也是歷史的劇中人。在以生死為代價的殘酷戰爭中，可以看到最敏銳的智慧、最狡詐的權謀，甚至平日裡最難捉摸的人性，在此刻也往往能清晰洞見……

在這一幕悲劇中，有兩個人物至今讓人痛惜——

其一是丁汝昌，其實他已是“囹圄之身”——開戰以來，這位在前線浴血奮戰的指揮官，收獲最多的，竟是朝堂上雪片般的彈劾奏折。

1894年12月17日，清廷諭令將丁汝昌革職查辦。若不是海陸將領聯名上奏：丁汝昌“日夜訓練師船，聯絡各軍，講求戰守”，如果抓了，“軍民不免失望”。他或許就是另一個“岳飛”式的下場。

也許他打仗確有過失，然而遠在甲午戰爭打響之前，清廷內部“利益地盤”的爭斗就已成水火之勢。那位以實業聞名的清末狀元張謇，在給他的老師、清流黨首翁同龢的密信裡早已說得露骨：“丁須即拔……可免淮人復據海軍。”

另一則是李秉衡，這位手握3萬重兵的山東巡撫，明知日軍已經在威海衛東側的榮成灣登陸兩天，卻一口咬定西側的煙台一帶要固守，遲遲不發援兵。

這就是並肩作戰的友軍？這就是死生相托的同胞？后有學者評價李秉衡是不懂兵略，沒有搞清日軍動向，其實不然。

北洋水師剛剛覆滅，李秉衡就呼應朝堂清流之議，冷酷地上奏：丁汝昌“戰敗死綏，僅足相抵”。

論史及此，威海水警區司令員王琦不禁拍案：“該殺的反倒是李秉衡這種寧安一己私利、罔顧國家安危的人！”

甲午之時的中國，“帝后兩堂暗斗於內，翁李兩黨傾軋於外”。戰場上，湘軍、淮軍、綠營各成派系，挾國家利益而爭權，即使是海軍內部，也是南北分域，勾心斗角。

還是日本人寫得尖刻：清國“兵民處於四分五裂狀態……直隸兵敗而兩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顧﹔北洋水師大敗而南洋水師不僅坐視不救，反而暗自嘲笑”。

看到這裡，再論甲午之敗，什麼戰法謀略的失誤，什麼船速炮速的落后，都不過是蒼白無力的開脫。

甲午之敗，殷鑒不遠，一己私利的“流毒”其實也是當前軍事斗爭准備的大敵，也正悄悄腐蝕著我們這支軍隊：

——軍種、單位的“本位主義”根深蒂固，聯合作戰、聯合訓練“貌合神離”，一唱三嘆。一位將軍想得更深：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批判“大陸軍”思想，真往深裡想，強調自身重要性的“大海軍”“大空軍”思想，難道就不存在嗎？”

——小到一顆螺絲的尺寸統一，大到三軍數據共享，條塊分割、自成體系，處處是壁壘，事事有藩籬。官兵們苦不堪言：“就像兩條高速路的交匯口是一座獨木橋，再好的司機也隻能踩剎車！”

在邁向強軍目標的今天，我們必須清醒地正視這個現實：對我軍戰斗力建設影響最大的，可能不是別人，可能不是觀念理論的落后、不是經費資源的限制、不是技術專業的不足，根本原因就在我們自己！

就是我們內心深處有意無意膨脹的一己、一隅的私利，遮住了我們的眼睛，使我們不能牢固樹立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准，不能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項工作向打仗用勁。

成員的自利，終將變為一個集體的愚蠢！什麼時候都隻考慮“我”，就沒有了“我們”。只是，這個“我”的確太強大太迷人——

那位被康有為稱作“中國維新第一導師”的翁同龢，卻因與李鴻章的私仇和政爭，1888年力主停購軍艦，1891年停撥海軍器械、彈藥經費。那位被譚嗣同譽為“尤能力顧大局”的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張之洞，在朝廷下令南洋水師支援時，卻故意為難，自貶南洋官兵“皆不得力”，逼著北洋水師派人接船，最終也未派一船助戰……

他們是那個時代最有遠見卓識的人，卻依然看不穿：自利無異於自殺，忘國終將會亡國。

以自我為中心的發展，終將葬送國家的利益、軍隊的戰斗力。駐守在這片海邊的某海防團團長楊偉峰，難忘戰爭史上的歷歷往事：二戰時日本陸軍與海軍分庭抗禮，甚至自造航空母艦和潛艇，至今被日本學界痛批“太平洋戰爭是自己打敗自己”。美軍以越戰和海灣戰爭中血的代價換來《聯合轉型路線圖》，跌宕起伏幾十年才跨過了利益藩籬。

不破藩籬，何以破敵！再多的嘆息和淚水，也不能告慰前人的鮮血。120年后，面對依然來自海上的威脅，如果我們還看不到強軍目標的大勢所趨，還打不破自利發展的狹隘格局，我們又怎能肩負起能打仗、打勝仗的擔當？！

蕭瑟秋風今又是，我們這個民族走向復興的雄心和夢想，不應再被“一己私利”的洶涌掩埋……（魏兵　王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