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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北洋海軍校閱場,就是眼前這片海。
從大沽以東分南北,一而旅順、二而威海,形似雙臂懷抱的廣遼水域,記錄著這支當時號稱亞洲第一艦隊曾經的輝煌與榮耀。
據考証,北洋海軍先后舉行兩次大校閱,當時的盛況,如今隻能從史料和遺跡中窺見一斑——
一次在1891年5月底至6月初,各艦分形布陣,聲勢浩蕩,尤其“定遠”“鎮遠”兩艦,噸位最大、裝甲最厚、火力最猛,環伺周圍無可匹敵。另一次在1894年5月初,21艘艦船龍旗蔽日、桅檣如雲,引得李鴻章詩興大發,揮毫寫下:“萬裡天風永靖鯨鯢波浪,三山海日照來龍虎雲雷。”
這副對聯,被鐫刻在北洋海軍提督署大門兩側,怎奈時隔一年便物是人非、山河破碎。
從1888年正式成軍,到1895年走向覆滅,短短7年間,是什麼將盛極一時的北洋海軍,推向歷史的溝底?
讓我們在這片校閱場上尋找答案——
是脫離實戰嗎?“來遠”艦幫帶大副這樣寫道:“我軍無事之秋,多尚虛文,未嘗講求戰事。在防操練,不過故事虛行。故一旦軍興,同無把握。”但日本海軍情報書籍《清國北洋海軍實況一斑》卻說,“從艦上官兵的活動觀察,紀律極為嚴肅,武器保養,艦內配置非常到位……出港動作迅速、運動中陣型保持良好”。
是操練不勤嗎?北洋海軍“各艦逐日小操一次”,每年三季沿海出訓,航跡從海參崴、日本長崎、韓國釜山、菲律賓、馬來西亞,一直延伸到印度洋邊緣。
是陣型有誤嗎?后人詬病北洋海軍以“夾縫雁行陣”接敵,殊不知,在當時這恰恰是最能發揮其裝備性能的陣法。據史料記載,北洋海軍平時訓練,陣法多達118種,常用10種,亦不存在陣型單一、不知應變之說。
是戰斗精神不強嗎?甲午海戰,雖有方伯謙等少數臨陣脫逃、貪生怕死之輩,但大部分將領如丁汝昌、鄧世昌等無不拼至最后一刻,或戰死沙場、或自殺以身殉國……
甲午戰爭研究學者陳悅告訴記者,人們總是津津樂道於這些訓練場上的細節,似乎隻要稍加注意、略作改善,整個戰爭就會有截然不同的結局。然而真是這樣嗎?
其實,在第二次校閱北洋海軍時,李鴻章就曾滿懷憂患地向清廷上書,“即日本蕞爾小邦,猶能節省經費,歲添巨艦。中國自十四年北洋海軍開辦以后,迄今未添一船,僅能就現有二十余艘勤加訓練,竊慮后難為繼。”而事實上,情況較此更糟——當兩個多月后清廷認為中日局勢“將有決裂之勢”命李鴻章預作准備時,北洋海軍當時可用的戰艦僅有8艘,而日本則多達31艘,而且船速、炮速更快。
“悲劇的種子,早被清廷親手埋下。”海軍威海水警區政委董振玉對甲午戰敗自有一番看法:鴉片戰爭國門洞開,清廷被迫“睜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自強”。但所謂洋務運動,只是在武器裝備和先進技術的“器物”層面打轉轉。在李鴻章等人眼裡,鐵甲艦是一座座守衛要塞的移動炮台,海軍是陸軍的海岸警備隊……因為他們始終堅信“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置辦北洋水師,也不過“保和局、守疆土”而已。
“一支軍隊的轉型,首先是思想的轉型。否則,即使擁有再多的堅船利炮,也最終難逃一敗。”在董振玉看來,清政府對海軍建設始終缺乏統一認識,沒有總體設計,更無清晰的軍事戰略,甲午海戰的結局早在冥冥之中注定,即使不是在甲午,也會發生在乙未、丙申……
歷史的真相往往是殘酷無情的,就像120年前這座校閱場,那麼多以“遠”字命名的北洋戰艦威武列陣,但由於建軍思想上的短視與落后,最終都沒能走得很遠。
看潮起潮落、尋史海鉤沉,由北洋海軍反觀我們的軍隊建設,實現從機械化到信息化的轉型跨越,何嘗不需先完成思想上的登高望遠呢?
然而,我們做得還很不夠。
——早在明代,從西洋歸來的鄭和就提出:“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於海,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歷史驚人地相似:清朝之禍起於海上,如今國家安全主要威脅同樣來自海上,然而時至今日,我們仍沒有制定清晰的海洋發展戰略。
——多年前,我軍提出了“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宏偉目標,但在作戰理論與戰略規劃層面,仍未完全解決信息時代“建什麼軍、怎樣建軍,打什麼仗、怎樣打仗”的問題,導致國防與軍隊建設缺乏先進成型的軍事理論牽引和具體明確的路線圖、時間表,一度被別人牽著走,被問題逼著走,被情況刺激著走……
寫到這裡,一則“致遠”艦正在復制還原的新聞映入眼底。然而令人嘆息的是,這艘當時北洋海軍最新最快的戰艦,仍是清廷陳舊軍事觀念的產物,結果在黃海海戰中激戰5小時彈盡受創,欲撞日艦“吉野”同歸於盡而被中途擊沉,給后人留下了沉重的歷史警示:思想不遠,“致遠”焉能致遠?
百年甲午,百年滄桑。龍旗飄揚的北洋海軍已消逝在歷史深處,在變革大潮中斬浪前行的“中國號”巨輪,需要穿越甲午的歷史硝煙……
圖①:今日威海灣全景。
張騰飛提供
圖②:清人繪畫的北洋海軍在威海灣演練船操的場景。 陳 悅提供
(來源: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