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起點觀興替

開欄的話

　　中華民族是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然而令人扼腕的是，明代中葉以來，就在世界進入大航海時代和西方建立海上霸權之際，明清等封建王朝卻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導致綜合國力日漸衰落。120年前的甲午之殤，更是生動地告訴我們：面向海洋則興、放棄海洋則衰。

　　今天，我國作為擁有1.8萬公裡大陸海岸線、300萬平方公裡主張管轄海域的海洋大國，海洋事業發展得怎麼樣，海洋問題解決得怎麼樣，直接關系到民族生存發展、國家安危興衰。

　　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設海洋強國的重大部署，習主席深刻指出，實施這一重大部署，對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對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為此從今天起，本報推出“甲午年·中國海疆行”專欄，與讀者一起走近那浩渺無垠的蔚藍，去回溯歷史、審視現實、展望未來，共同聆聽建設海洋強國的鏗鏘足音。

　　它，曾經向海而興，滿眼皆是“漲海聲中萬國商”的榮華﹔

　　它，曾經背海而衰，在“片板不許下海”禁令中一片瘡痍﹔

　　潮起潮落，漂泊著這座千年古城的盛衰榮辱﹔經年不變，是世代相承親近大海的“文明基因”。

　　今天，在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機遇前，這座沉寂已久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重新起航、逐波深藍，在遼闊海天間實現復興夢想。它的名字叫泉州——

　　昨日輝煌，馬可波羅筆下東方第一大港

　　蒼翠刺桐樹，遍植泉州城。

　　作為泉州的象征，刺桐樹不挑剔環境，生命力頑強，這猶如泉州人的性格，“勇於闖海，開門是龍”。當年，“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就是從刺桐樹開始認識泉州的。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館員黃皓婧告訴我們，元二十八年，入仕元朝的馬可波羅，奉命護送闊闊真公主出嫁波斯伊兒汗國。當時，他率領龐大船隊從泉州港出海，在游記中寫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雲集於此，貨物堆積如山，的確難以想象。”

　　相較近現代以來的沉寂，泉州當年的輝煌“的確難以想象”。這座與台灣隔海相望的千年古城，立州建制於唐，興盛於宋元。泉州邊檢站政治處主任趙良紅介紹說，元代時，泉州對外交往已達99個國家和地區，成為梯航萬國、舶商雲集的東南重鎮，貿易吞吐量與埃及亞歷山大港並駕齊驅，堪稱東方第一大港。

　　歷史的足跡依然可尋。位於泉州西北郊的九日山，古老蓊郁，林木蔥蘢。這裡，是聯合國考察認証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一，也是我國最早的市舶司所在地。宋元時代，遠達東南亞、阿拉伯、非洲各地的海舟巨舶，起航之前都要先到此祭祀海神、祈求順風，並時常以石刻碑文銘記。

　　作為九日山文管所原所長，胡家其老人熟悉山上的每一方祈風石刻，“山上現存77方石刻，宋代61方，元代6方，明代9方，清代1方。這些數字的變遷，也能折射出泉州的興衰沉浮。元末的戰亂和明清時期的海禁政策，讓這座曾經的東方第一大港，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可惜啊！”胡家其手撫石刻，幽幽一嘆。

　　海禁之害，繁華之地沉寂數百年

　　泉州依海而興，良港眾多，海域面積和土地面積幾乎相當，海岸線更是長達541公裡。正是由於對海洋的高度依賴，以及受倭患襲擾嚴重，因而極早就催生了泉州人的海防意識。

　　泉州市博物館裡，至今還保存著泉州籍名將俞大猷的著作《洗海紀事》。小心翻閱這本泛黃的古籍，昔日的戰火硝煙仿佛重現。從書中可以看出，這位戰斗在抗倭一線的名將，很早就設計了一整套“御海洋、御海岸、御內河、御城鎮”的多層次海防戰略，他更是提出，“倭賊之來必由海，海舟防之於海，其首務也。”

　　昔日的海防設施，今天依然留存完好。在泉州惠安縣東南海濱，聳立著赫赫有名的崇武古城。這座丁字形石砌古城，興建於1387年，是明政府為抗擊倭寇，在萬裡海疆修筑的60多座衛所城堡中仍保存完好的一座。

　　“‘崇武’乃崇尚武備之意。”講解員出生娥介紹說，“崇武古城現有15000多居民，姓氏超過百個，他們都是當年戚繼光麾下抗倭將士的后人。數百年來，崇武古城見証了中國海防的變遷，在南關城牆上，至今還能看見1938年5月17日日本侵略軍戰艦炮擊留下的彈孔。”

　　手撫著歲月斑駁的城牆，拾級而上，強勁的海風迎面而來，這裡也是我國東海南海氣象分界線所在。“這裡離台灣隻有97海裡。”駐守在此的大?哨所指導員張亞平說。

　　正是由於與台灣的緊密聯系，泉州人很早就認識到了台灣之於中國的重要性。清代，針對朝廷有人主張“棄台”的言論，著名的泉州籍將領施琅奮筆疾書《恭陳台灣棄留》。他在文中疾呼，“台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

　　歷史的興替發人深省。泉州市博物館陳列部負責人呂睿告訴我們，當年，明朝以倭患嚴重為由，實行海禁政策，下諭“禁瀕海之民私通海外諸國”，要求“片板不許下海”，崇武等衛所也成為執行海禁政策的工具。順治十八年，清廷又頒布“遷界令”，強迫海邊居民內遷30至50裡，泉州沿海一帶被夷為廢墟，歸於沉寂便是數百年。

　　“明清兩朝的海禁政策，不僅對福建的海洋事業構成了極大的傷害，更是把中國的國運推到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狀態。”福建學者蘇文菁感慨地說。

　　名將輩出，艱難萌發的海權意識

　　流連於散布在泉州的眾多博物館，我們驚奇地發現，鄭成功、俞大猷、施琅……這些中華民族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海上名將，有個共同的特點：都是泉州人。

　　令人唏噓的是，海上名將輩出的背后，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宛若流星的海權意識和海權實踐。

　　“海權，是一個國家運用軍事手段對海洋的控制力。海權誕生有幾個要素：要面對海洋，有出海口﹔生存必須依賴於對外貿易，不會做生意的民族不會有海權﹔對外貿易必須經過海洋。”著名海洋學者倪樂雄研究認為，“中國的海權意識，比西方晚了兩千多年，而且隻有在東南福建的海商那裡，才有海權意識和海權實踐的發生。”

　　“其實‘鄭成功’是個十分豐富的符號，除了大家慣知的‘民族英雄’外，還可以從航海家、海商的角度來理解他。”蘇文菁介紹，“明末清初興起的鄭氏航海集團和海商集團，表現出了一切早期國家資本主義商業文化的特征。當年，鄭氏海商集團在商業上採取了‘海陸十大商’分工合作的經營方式。‘海五商’是設在廈門及附近各地的‘仁、義、禮、智、信’海商機構﹔‘陸五商’是指設在浙南地區的‘金、木、水、火、土’陸上採購團隊，對外貿易的范圍遍布東南亞各地。”

　　“鄭氏集團是中國古代最典型的海上‘軍事—商業復合體’，其水師從性質上說是一支維護海上貿易的軍事力量，從最初的武裝商船發展成規模巨大的海軍，這和古代希臘乃至近代英國發生的情形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狀態、經濟運作和社會功能，同我國傳統意義上的水師有質的區別。”倪樂雄教授說，“中國古代類似鄭氏水師這樣的強大艦隊，大多不是在同對手的決戰中消失的，而是被農耕社會自身對海軍天然的‘排擠性’給毀滅的。這一現象也說明，農耕民族和農耕社會缺乏發展海軍持續而根本的動力，因為持續的航海貿易是發展海軍最根本、最強大的動力。這一點，對我們今天很有啟發。”

　　向海而興，“海上絲綢之路”先行區讓夢想重燃

　　生活在海邊的民族，最懂得海的啟示。在海禁、海患中沉寂數百年，漸漸為人所淡忘的泉州，在改革開放后，重新放眼向洋，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向海而興。“今天的泉州，到處都是海的氣息。目前，年吞吐量過億噸的泉州港，已開通外貿航線30多條，與美國、俄羅斯、沙特阿拉伯等23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海運往來。去年，泉州的進出口貿易已經達到291億美元，這其中有55%是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泉州市發改委綜合科科員李程，是土生土長的泉州人，他告訴我們，“泉州的海洋經濟發展迅猛，除了傳統的海洋漁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水鹽業，現在，臨港工業、港口物流業、濱海旅游業等產業后勁十足，海水綜合利用、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醫藥業等海洋新興產業，更是風頭正勁。”

　　5218億！這是泉州在2013年的GDP總值。“這其中很多都是面向海洋的實體經濟，民營企業十分天下有其九。”李程介紹，在巴西世界杯期間，安踏、特步、361°等泉州本地的體育用品企業，幾乎“佔領”了央視體育頻道，“這些企業的負責人，愛拼敢贏、重商務實，‘海味’十足，很多都是當年來泉州做生意的阿拉伯人后裔。”

　　發展方興未艾。聯合國考察認定，泉州是無可爭議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一。去年，正是憑借這一點，泉州成功當選中日韓首屆“東亞文化之都”。

　　“對泉州來說，‘海上絲綢之路’不隻存留在歷史之中，它是鮮活的、躍動的，古往今來，雖歷經磨難，但傳承從未中斷。”李程動情地說，“今年以來，圍繞國家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泉州積極響應，申請建設‘海上絲綢之路’先行區，以文化引領、經貿合作、互聯互通、互惠互利為主線，以實現政策互通、道（航）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為主要目標，大力先行先試，努力擔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排頭兵和試驗田。”

　　“愛拼才會贏”這首膾炙人口的歌正是源自泉州。今天，重新擁抱大海的泉州，正在追波逐浪，創造新的榮光。

　　資料圖片：洪燕森提供

　　美術制作：蘇 鵬

(來源: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