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朝“自強運動”失敗之因看甲午敗局

“自強運動”一詞出自《易經》，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而來。正如李鴻章所說，晚清處於千古未有之變局當中，“自強運動”之主要目的在於因應這一變局。1860年《北京條約》、《天津條約》簽訂后，晚清進入了一個“間隙和平期”，這讓晚清政府有時間、有機會去思考在自身的種種問題。從1861年開始，“自強”一詞便在奏折、諭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經常出現， “自強運動”由此肇始，一直持續到甲午戰敗。為什麼甲午戰爭失敗？我認為最直接的就是“自強運動”的失敗。為什麼“自強運動”失敗？因為晚清政府已無法適應時代變革的要求，雖認識到“千年未有之變局”，但已回天乏術。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都打過敗仗，但一場敗仗被看作是國家的失敗、民族的失敗、全面的失敗並不多見。能夠出現全面失敗的國家，戰前肯定處於內外大變革的時代，當政者要麼對變革視而不見、要麼對變革力不從心、要麼認識到問題但改革乏術。可以說，改革的成敗注定戰爭的勝負。晚清即屬於此。甲午真正的敗在於晚清政府幾十年來面對內外困局已無法“自強”，國家就像一列失控的列車高速駛向斷橋，注定墮入深淵的命運。考察甲午戰敗的原因，不妨將視線再往前推20年，從始於1860年“自強運動”的失敗研究甲午慘敗的原因。

一

中華民族以及中華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在中華文化數千年的形成與發展中創立了獨具一格的文化體系和思想觀念。1840年以后，中國與西方的沖突不僅是軍事、經濟上的沖突更是中西文化和思想觀念碰撞的產物。“自我中心論”以及“天下觀念”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自強運動”時期，此兩種觀念與整個運動的成敗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

“自我中心論”是由於中華文化長期處於對周邊地區優勢地位而形成的對於自身文化的自負。處於這種自負，中華文化不斷地通過各種方式對周邊地區文化進行影響，希望他們認同中國的中心地位。1840年鴉片戰爭后，西方船堅炮利給時人最直觀的沖擊。“自強運動”由此表現出意志簡單的目的：中國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實軍事力量，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輪船與槍炮。 由此，晚清政府將注意力集中在引進西方兵器、開設現代化的兵工廠以及軍事學校上。但“自我中心論”使得當時的士大夫篤信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統治階層無法意識到或不願承認科學技術差距背后所代表的正是文化和理念的差距。晚清大學士倭仁對同文館開設新科目的駁斥充分顯示出晚清士大夫的短視和剛愎自用。他在奏折中說：“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倭仁認為從來都是異邦逢中華為師，現今要逢洋人為師簡直就是奇恥大辱。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和沈葆楨等晚清洋務大臣在論述“師夷”問題時，文化、理念與技藝的分離也清晰可見，仍然站在一種道、禮層面上來認識世界，將數學、物理等實用科學與詭異的術數相提並論。發現問題才能解決問題，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和前提，前提錯誤就會差之毫厘、謬之千裡。“自強運動”從正確認識問題這個首要環節就出紕漏，就算此后的改革舉措再好也是南轅北轍。這也就難怪晚清有處理外交事務的機構，卻沒有縱橫捭闔的外交戰略﹔有主管教育的部門，卻沒有近代化的教育理念﹔有貌似強大的海陸軍，卻沒有近代軍事思想和行之有效的指揮體制。

“天下觀念”是近代以前中國世界觀的核心思想，它是天理觀念在政治上的體現。天下觀念強調“華夷之辨”、強調天下一統，從體制上和觀念上杜絕平等處理獨立的政治實體之間關系的可能。 長期以來，中國處理與周邊政治實體關系時都將自身擺在高於其他政治實體的地位上，以“朝貢體制”來維系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鴉片戰爭以后，出於“國力衰微”，清政府不得不承認以“平等”的態度處理與西方列強的關系，並在北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從觀念上，絕大部分人認為現今的“平等相待”只是一種迫於壓力的妥協之策，待以后時機成熟就可恢復“外夷進貢”的局面。可見，清朝雖國力不濟，但仍不自覺地就將自己放在高於他國的位置上，從骨子裡鄙視西方的事物，何談心甘情願的效法西方。天下觀念的另一重要影響在於中國人民族意識欠缺。清政府始終將與西方國家沖突的性質定義為“邊舋”，而邊舋一般是指在邊關和蠻族的沖突，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是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沖突。與此同時，缺乏民族意識使統治階層在危難時無法積聚民眾的危機意識、憂患意識以及對於危機的全局認識。戰爭來臨時，往往村村各自為戰，城城各自為戰，幾乎不能形成以一整體對外的形勢，也難怪甲午戰敗后有以李鴻章一人敵日本全國的說法。對於“自強運動”而言，缺乏統一的意志，使得整個改革各行其是，難以形成合力，東西相互掣肘、南北各行其道，就算是有那麼幾個眼光長遠之士大聲疾呼，能換回的也只是紛繁的雜音。

二

“自強運動”恰逢晚清“辛酉政變”，自一開始就與錯綜復雜的“朝局”密切相關。慈禧在“辛酉政變”后對“反對派”強力整肅，官員人人自危。“自強運動”的本質在於革新，革新就要否定“常例”、違背“祖制”，難免落人口實，成為政治對手的打擊目標。當時扑朔迷離的政局隨時都可能危及官員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謹小慎微、因循守舊成為官員自保的重要選擇，遇事寧可無所作為，何談變革。再以李鴻章與翁同龢之間的矛盾為例。李與翁的恩怨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始於李鴻章還在曾國藩府中任幕僚之時，曾國藩參劾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所上奏折乃李鴻章起草並為曾國藩採納。正是由於這一奏折，翁同書被革職流放並客死他鄉。作為弟弟的翁同龢對此事一直耿耿於懷，伺機報復。另一方面，是清朝建立以來就存在的滿漢之爭。李作為漢大臣的代表，握有實權又有北洋海軍撐腰。對此，以翁為代表的滿族中央權貴深感威脅，極力排斥。因此，在翁升任戶部尚書后，對李鴻章的北洋海軍在資金上的種種要求都處心積慮的給以限制，使北洋海軍十幾年未購進一艘新艦，甚至連炮彈也出現短缺狀況。翁為此可達到兩個目的，一是解心頭之恨，二是通過限制北洋海軍發展削弱李的權勢，使其不至威脅滿族權貴地位。反觀李鴻章，在海軍建設經費已是不足情況下，為維護自身政治地位，贏得對部分滿族大臣斗爭的優勢，對慈禧挪用海軍建設款項修園不僅不加以勸阻，反逢迎上意，挖空心思挪用海軍經費。古語有雲，“君子誤國，尤甚小人”。兩個位列中樞的大臣以個人得失和好惡作為處理國家事務的度量衡，“自強運動”在新舊勢力、新舊思想的斗爭中本已舉步維艱，再加上這部封建腐朽的官僚機器作祟，“自強運動”結果不難預料。

清朝晚期所謂同年之誼、師生之誼、滿漢有別的觀念對封建官僚體系運作影響頗為顯著，導致政府內黨派林立、滿漢傾軋，在內政與外交政策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各方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常常為反對而反對。同時，慈禧在滿漢之間、中央權貴與封疆大吏之間大玩所謂“平衡術”，給不少機會主義分子左右逢源的機會，使清政府對內對外政策左右搖擺，“自強運動”更無法一以貫之。

三

改革的關鍵在人才，人才的出現在制度。“學而優則仕”是古代中國讀書人最具影響力的座右銘。科舉制度自隋唐創立以來，歷朝歷代均將其作為選拔官員的根本制度，是封建政治制度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古代，絕大多數飽讀詩書之人都力圖通過科舉考試而進入官僚階層甚至入閣拜相以光宗耀祖，可以說做官是當時讀書人最大的理想與目標。科舉考試以八股文為載體，以四書五經等古典著作為內容，考試的方式以策論為主，要求考生在答題之時引經據典代古人說話。整個考試制度決定了考生從很小就必須熟讀古典著作甚至倒背如流，十年寒窗造就的中國讀書人對古典思想的了解與認識頗為深刻，但是對於新興事務的接觸甚少使得中國讀書人整體都顯得保守和因循守舊，對創新理念和新型事務強烈排斥。“自強運動”順應時局要求革新。而出自科場的清朝官吏卻封閉守舊，引用孔孟之道為“國門洞開”強加辯護，視自然科學為術數加以摒棄，在與日本的談判中仍然引用諸如“大信不約”的古語拒絕與“蕞兒小邦”簽訂條約。科舉制度造就的官吏是農業文明的產物，與工業文明完全脫節。“自強運動”的發起者與推動者都出自這個階層，整個運動的局限性無可避免。

科舉制度對於“自強運動”的影響除了上述文化層次上的，還有一層就是體制上的。科舉考試的考試科目通常隻與道德和政治有關而與實用科學技術沒有關聯。“自強運動”中很重要的是引進西學，西學的精辟之處就在於天文算學。李鴻章、左宗棠等都意識到西學對於無論是軍事、外交還是商業“自強”的重要性，並大力興辦教授西學的新式學校。但由於科舉制度，新辦學校在招生問題上面臨很大困難。政府沒有或者很少為出自新學的學生設置職位以鼓勵學生學習。李鴻章曾在1864年向總理衙門建議在科舉考試中增設新科，給有專長技術的考生一個應試高級功名的機會，但這個建議無果而終。 這就導致勉強進入西學學堂的學生對天文算學的重視程度也不高，這些學生仍然用大多數時間去研習四書五經等古典名著以准備科考，而隻有在學有余力之時才會涉足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的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