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籌建20萬噸級養魚船 將部署南沙美濟礁

位於南沙美濟礁上的中國哨所（資料圖）

海，從我們的祖先造字開始就是從“水”從“晦”，意即那是個倒霉之地、黑暗的深淵。

歷史上，中西方對於海洋的認識有著天壤之別，由此決定了后世不同的發展路徑與命運。

1405年，鄭和下西洋，中國船隊之大、航程之遠、技術之先進，堪稱當時第一海洋大國。但這一史無前例的探海活動，不是為了財富和國土，而是為了炫耀國威。

西方恰恰走了相反的路線：哥倫布發現巴哈馬群島的日子，被西班牙國王確定為國慶日﹔亨利王子痴迷於探海與殖民擴張，給葡萄牙帶來了黃金、絲綢、香料和無盡的土地財富﹔荷蘭僅憑一個東印度公司，就享有了海洋霸權的地位和權益﹔俄羅斯彼得大帝為靠近海洋，決定遷都聖彼得堡。

再看近鄰日本，岩倉使團出訪歐洲，為日本帶回了“開拓萬裡波濤，揚國威於海外”的外擴戰略。20多年后，中日甲午海戰爆發，對於海洋的認識最終左右了戰局走向。

中國戰敗，不僅耗盡了洋務運動積攢的家底，也讓“同光中興”催生的科技發展高潮如曇花一現，進而錯失近代史上扭轉國運的一次良機。

甲午海殤反思，當從我們的海洋觀開始。

回望甲午：戰敗終因海權意識差

今天，對於當年甲午海戰北洋水師為何全軍覆沒的反思之聲不絕於耳。我們的兵力七倍於對手，各種船舶從噸位到能力再到現代化水平都不差，為什麼會輸？

在山東省科技廳副廳長、青島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李乃勝看來，目前大多數的反思都沒有觸及根本。“從兵力到裝備都不差，但為什麼中國還是會輸，關鍵在於海洋觀不同。”他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事實上，我們的祖先從造出“海”這個字開始，就缺乏對海洋重要性的認識。農耕文明下的刀耕火種，浸淫了對黃土地的親近與熟悉，對海洋則充滿畏懼與生疏。

1871年，日本派出岩倉使團出訪歐洲12國，了解到西方強國的發展道路就在於兩個字——海洋。兩年后，當這位為海痴狂的政治家回國，日本隨即正式開始實施其海洋戰略。1890年，明治維新政權的功臣之一山縣有朋正式提出“主權線”和“利益線”的政治策略，主張以軍刀作后盾，實現經濟利益的對外擴張。

主權線就是本土主權不容侵犯、不得轉移﹔利益線就是經濟發展到哪裡，海軍就保護到哪裡，這就是“地球儀”式的海洋觀。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在談到這段歷史時說，當時的日本已經形成“地球儀”式的海洋觀，海軍軍隊能為日本從全世界獲取資源提供保証，而這正是當時的中國所欠缺的。

“北洋海軍之所以戰敗，真正的原因並不是船炮不行，而是對海洋的認識不到位。”馬勇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強調，當時中國的海洋觀還是以近海防御為主，隻有“主權線”，並未建立真正的“利益線”，這樣的海洋觀顯然無法建構真正強大的海軍。

走出歷史：控制海洋就能掌握一切

早在2500年前，古希臘海洋學家泰密斯托克利就曾預言：“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一切。”然而，我國對於海洋的觀念一直相當淡薄，建設海洋強國的概念也是時至今日才被明確提出。

李乃勝從科技角度進行梳理，把中華民族對於海洋的認識分為五個階段。前三個階段是從遠古人類誕生時的靠海吃海，到有文明記載的漁鹽之利，再到從秦漢開始延續至今的舟楫之便。這三個階段特別是“舟楫之便”，商貿運輸逐漸成為海洋活動的主要內容，商貿文明最終演變成海洋文明的主流。

第四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現的耕海種湖，即海水養殖。在中國水產品的發展歷程中，海水超過淡水，養殖超過捕撈。把海洋當成陸地放牧養殖，這是中國人創造給全世界的，因此可算作一個新的階段。

現在則是第五個階段，李乃勝稱之為“探洋登極”階段。如果說以前我們的一切活動隻局限在近海范圍，那麼在這個階段，中國人已經實現了“考察四大洋，登上南北極”的目標。

“正因如此，從這個階段看我們原來的海洋觀，越看越覺得差距之大。”李乃勝說。

在海洋專家看來，中國不僅應有自己毗鄰海洋的主權，在海洋公共財產上更應有一席之地，而后者往往被看作海洋強國的一個重要標志。

為什麼我們隻能是海洋大國，而不是海洋強國？對海洋的控制能力不夠、缺少海洋勢力，無疑是根本原因——這一點，在此次對於甲午戰爭的反思中，國內學者已有共識。對海洋控制力的進一步分析，則將矛頭指向海洋裝備。

“我們現在最先進的調查船、實驗室，隻要百萬元以上的設備幾乎都是國外的。”李乃勝說，無論從國防到科技到產業，海上裝備的國產化依然是瓶頸。

此外，中國正面臨著嚴峻的海洋環境壓力，在發展海洋產業方面缺少關鍵技術支持。受技術裝備限制，我國對包括深海油氣在內的海洋資源，在探測方面已取得許多突破，但開採能力依然有限。

“國家海洋局及其下屬的中國大洋協會正在東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和西北太平洋爭奪3個礦區，其重要意義在於中國人已經意識到在海洋公共資源中必須佔有一席之地。”李乃勝強調說。

反思當下：海洋觀不立民族無法崛起

從15世紀海洋技術興起到20世紀海洋技術革命，從《斯皮茨卑爾根群島條約》到《伊魯麗薩特宣言》，從1994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到如今的北極航道，隨著一輪輪藍色圈地浪潮的興起，海洋在逐步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

“海洋是整個中華民族外爭資源的一個關鍵點，不通過海洋獲取資源，沒有一個全球資源支撐，是不足以實現‘強國夢’這樣的宏大目標的。”上海海洋大學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說。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建設海洋強國的方略。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同建設“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今年6月，李克強總理在雅典中希海洋合作論壇上首次公開闡述中國的海洋觀，即“努力建設一個和平、和諧、合作的海洋”。在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上，李克強總理再次強調了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意義。

“‘和平、和諧、合作’六個字的提出非常關鍵，‘一帶一路’的建設也非常重要。”馬勇認為，中國應該與世界合作，建立和平、和諧的海洋環境，以互利共榮的心態，從原來的近海防御姿態中走出去。

李乃勝則指出，我國“正站在海洋工業文明的起跑線上”。工業文明的發展在於海洋，戰略資源的獲取也在於海洋，“我們必須學會從海洋中獲取食物，獲取資源，獲取空間”。

“發展成海洋強國的意義，就在於把我們的海洋主題從海洋商業文明轉向海洋工業文明。”李乃勝強調說。

拓展未來：經略海洋須建產業艦隊

距離海南三亞1000多公裡的美濟礁隸屬南沙，是我國南海最南端的重要漁業基地之一。目前，在科技人員的幫助下，越來越多的漁民通過開展深水網箱養殖在當地扎下根。然而，由於島礁距離大陸十分遙遠，日常生產、生活物資的保障供給依然是最主要的難題之一。

“那裡屬於我國的深遠海熱帶水域，自然條件優越、海產資源豐富，已有我們的科技人員、移民，還有公司在那裡做資源開發工作，完全有可能推廣現代化的大型網箱等設施化養殖。如果政府給予一定的政經支持，再加強一些安保工作，那麼發展深遠海漁業生產和伸張海權，就將變成現實。”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黃海水產研究所研究員雷霽霖說。

“不能隻把家門守好，而忽視了深海資源的獲取。”他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反復強調。

以工業化理念為指導，構筑“養魚工船（可移動式養殖平台）”是雷霽霖的多年夢想。這種工船自身可進行工廠化養殖，也可以駐守南海實施放牧式的人工或半人工漁場管理。

雷霽霖介紹說，我國第一艘養魚工船正在緊鑼密鼓的籌建中，首期設計工作已基本完成。按照計劃，他們將採購一條10萬∼20萬噸級的舊油輪，經過改裝后即可投入使用。這種大型養魚工船集養魚、加工、倉儲、海上服務於一體，可保証長期運行於深遠海，建成后既可以駐守島礁區、管護海域，還可以作為海上錨地，對遠洋漁船實施接駁、加工、轉運、救助和生活物資的供應，酷似一座可移動式海上生產基地。

雷霽霖同時表示，這種工業化養魚工船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建這樣一條工船就像建一支生產艦隊”，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合作。目前的初步想法是把美濟礁作為第一個試點，如果運行良好，就可以向其他島礁區或海域進行推廣。

“古有囤田戍邊，今有囤漁戍邊。”雷霽霖告訴記者，建設海上絲綢之路，不妨從“囤漁戍邊”上尋求突破，海洋水產、遠洋捕撈應該同開發海洋油氣、礦產資源一樣重要。當前迫切需要打造一支生產形態的艦隊，並付諸實施。

“如果不遠的將來能真正形成一支民間生產艦隊，加上軍隊配合、政府支持，我們的海洋大國聲望就一定會得到大幅提升。”雷霽霖表示。（張林 廖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