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心傷77年未愈 有的因被強暴嫌自己臟

　　吳秀蘭，1915年出生，2011年病故。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南京城破前夕，遭日軍轟炸受傷截肢，大女兒當場被炸死。

　　張秀紅，89歲，南京大屠殺幸存者。1937年，年僅12歲的她被日軍強奸，留下終生殘疾。

　　12月2日，南京大屠殺一位幸存者在女兒陪同下祭奠當年遇難的親人。 新華社記者李響攝

　　李高山，89歲，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也是南京保衛戰參與者。提及當年死裡逃生的經歷，他就痛苦不已。

　　近年來，在外界尋訪過程中，許多經歷過南京大屠殺的老人，會找各種借口拒絕接受訪談。他們一直在試圖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悲慘記憶的活動。 ——學者張連紅

　　今天，中國首個公祭日，祭奠77年前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

　　在這場血腥的大屠殺中，在30多萬死難者的身邊，有一群人與死神擦肩而過。他們幸存下來，但曾經目睹的死亡，遭遇的傷痛，卻令他們在70余年后，在他們成為耄耋老人時，仍折磨著他們的精神。

　　精神病學者稱此為“幸存者綜合征”。

　　祭奠死者，不忘歷史，同時也不應忘記這些幸存者，以及戰爭帶來的傷痛。

　　新京報記者走訪多位南京大屠殺幸存的老人，和多位學者，還原他們的傷痛。

　　今天，首個國家公祭日中的南京整潔肅穆，城內多個遇難同胞的叢葬點擺滿象征哀思的菊花。南京市民張定勝也將祭奠自己的爺爺張安定。直到過世前，爺爺聽到鬼子來了，嚇得躲在門后的形象，他仍歷歷在目。

　　“日本鬼子來了！”剛才還好好的爺爺，臉色大變。老人“嗖”地一下起身，幾步就跑到了門后躲著，然后不斷地小聲打聽：“鬼子走了嗎？”“鬼子走了嗎？”

　　張安定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生命最后幾年罹患老年痴呆症。平日裡，外界很難與之交流，但隻要聽到日本人來了的“消息”，老人便會緊張萬分，狀如驚弓之鳥。

　　像他這樣的遭受著精神折磨的大屠殺幸存者不是少數。國家公祭日的倡導者、全國人大代表、南京藝術學院原院長鄒建平呼吁社會關注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以及留在他們身上的戰爭創傷，“外界很難想象這77年來，他們是怎麼走過來的。”

　　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連紅介紹，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社會各界對納粹大屠殺幸存者的社會治療與研究幾乎從二戰一結束就已開始，甚至有很多成果是關於大屠殺對幸存者第二代的影響。

　　但對於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時至今日，較少有人關注到他們內心遺留的戰爭創傷。

　　“桂雲，別怕”

　　吳秀蘭老人把玩具熊當遇難的長女安撫，看到電視裡戰爭鏡頭，會用枕頭蓋住眼睛

　　志願者文心是位85后姑娘，她是“南京12·13志願者同盟”的創辦者，這一組織旨在尋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抗戰老兵。尋訪過程中，她對一位叫吳秀蘭的老人印象極其深刻。

　　吳秀蘭1915年出生，2011年病故。生前住在南京夫子廟，此地是南京最熱鬧的區域之一。幾次登門拜訪后，文心覺得老人有些奇怪：無論冬天、夏天，老人身上都裹著厚厚的衣服。

　　吳秀蘭家有隻臟兮兮的玩偶熊，老人常把她抱在懷中，把自己的衣服脫了，包在小熊身上，一邊包一邊拍著它：“桂雲，別怕，別怕。”

　　其家人介紹，老人口中的“桂雲”是吳秀蘭的大女兒。1937年，南京城破之時，帶著3個女兒到秦淮河邊避難的吳秀蘭遭遇空襲，一顆炮彈落在母子4人的旁邊，8歲的大女兒被炸死，“可憐啊，咽氣時手裡還握著半塊糖餅。”

　　在這次空襲中，吳秀蘭的二女兒腿也被炸傷，傷痛伴隨終生﹔三女兒無礙，卻在幾天后餓死在已成廢墟的家中。

　　吳秀蘭自己也是傷痕累累：左腿被炸斷。她被送到安徽蕪湖的醫院搶救，命是保下來了，但左腿保不住，之后截肢鋸掉。

　　一條腿的吳秀蘭奇跡般在戰火中存活下來。但是，從此之后，她常常做夢，夢見兩個死去的女兒回到了身邊。

　　丈夫去世后吳秀蘭再嫁，並相繼生下一兒兩女。最小的女兒周美華常常聽母親“嘮叨”往事，因而記得真切。

　　吳秀蘭告訴女兒，她親眼看見，“有個人被炸飛了，頭挂在樹杈上，下半身子還在河邊坐著。”類似的場景給老人留下極深的心理陰影，隻要看見電視裡有戰爭鏡頭，吳秀蘭就會受不了，不僅拿起枕頭蓋住眼睛，還一定要女兒也蓋上。

　　自從2008年創辦了“南京12·13志願者同盟”后，6年間，文心先后找到了90多位幸存者，因而也看到了這些幸存者不為人知的另外一面：戰爭后遺症。

　　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連紅給出了一個更為專業的詞匯：“幸存者綜合征”。

　　所謂“幸存者綜合征”是精神病學家威廉·尼德蘭提出。1946年，在經過多年的診斷和治療集中營幸存者的臨床實踐后，威廉·尼德蘭發明了這一名詞。

　　威廉·尼德蘭列舉了許多被納粹迫害的幸存者身上的明顯症狀：慢性焦慮症、懼怕再受迫害、抑郁、不斷做噩夢、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快感缺乏症（不能體驗快樂）、孤獨症、疲勞症、臆想症、精神不集中、易怒、對世界充滿敵意和不信任。

　　從1999年開始便尋訪，至今採訪過300多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張連紅教授認為，在中國的這群二戰受害者身上，幸存者綜合征亦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華小姐的照片被偷了”

　　張玉英晚年苦苦尋找丟失的華小姐的照片，她年幼時曾目睹父親被殺，得到華小姐的庇護﹔但最終尋而不得，四處撿垃圾

　　張玉英是這群幸存者中命運非常悲慘的一個，因為不能排解南京大屠殺的陰影，張玉英最終走向精神分裂。

　　事實上，到了晚年，這位幸存者的狀況很不好了。她一個人住，獨來獨往，幾乎不跟外界交流，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張玉英找到了張連紅教授，此前因為張的尋訪，兩人結識。老人希望得到一張放大的“華小姐”的照片，她說自己日夜思念“華小姐”，要將照片挂在家中，每天請安磕頭。

　　南京大屠殺期間，金陵女子大學設有難民所，負責人是美國傳教士魏特琳（中文名華群），當時難民都稱她為“華小姐”。

　　1937年12月13日上午，張玉英和父親走在南京湖南路口，准備過馬路時，遭遇幾個背槍的日本兵。其中一個日本兵看見張父額頭上有戴帽子的印痕，認定他當過兵，舉槍便刺，后來更是用槍托砸頭。張父是電話局業務科長，平時穿制服，戴帽子，因此頭上有印記。

　　當時年僅12歲的張玉英哭著求救，但父親還是死在她懷裡，“腦漿都流出來了”。

　　失去父親的張玉英，逃到了金陵女子大學的難民所，被魏特琳收留，還幫助她上學。在張的眼中，華小姐這位來自美國的傳教士，就像母親一般的“救星”。

　　張玉英之所以會思念華小姐，張連紅教授認為，這就是幸存者心理投射的反應。父親慘死后，華小姐成為張玉英唯一可信賴的依靠，在她心中，華小姐已經如同家人一般，因而在她孤獨的晚年會對華小姐無比思念。

　　不幸的是，后來，這張從張連紅教授處要來的華小姐照片不見了。張玉英因而整天不得安寧。張連紅教授每次去看她，她總會說：“小偷把華小姐照片偷走了，不讓我想華小姐了！”

　　這樣的狀況持續，到了后期，張玉英出現精神分裂症狀。她的注意力從“華小姐”身上轉移，開始鐘情於各種垃圾，整天到大街上去撿垃圾，盡管她的退休工資足以度日。

　　張玉英的房子是個單室套，一室一廳，面積不大。門打開，扑面而來的是一股惡臭，讓人幾乎不能呼吸，各種垃圾將房間塞得滿滿當當，讓人幾無立足之地。張連紅介紹。

　　很快，一滿屋垃圾散發出來的惡臭布滿整個樓道，鄰居頗多怨言，警察也曾上門協調過幾次，但張玉英不為所動，依然如故，早出晚歸，並對各種相勸充滿敵意。

　　“顯然她撿垃圾的目的並不為了去換錢，而是大屠殺期間及其之后，物質生活極度匱乏的經歷，對她晚年在心理上的刺激所致。”張連紅教授分析。

　　據多位幸存者向新京報記者回憶，南京大屠殺后，南京城內物資奇缺，即使在難民所內，每個人每天隻能喝兩小碗稀飯，“很薄，稀得要命。”

　　后來，因為精神失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張玉英進了養老院，並在此孤獨終老。離家時，她家的垃圾足足裝了整整一大卡車。

　　同樣經歷過南京大屠殺期間物質匱乏的薛禮祥也有著張玉英類似的舉動。在這位幸存者的床頭，挂滿了塑料袋。

　　薛禮祥把這些塑料袋當寶貝，事實上，裝在裡面的東西都是無用的，家人幾次要扔掉，但老爺子都不答應，反而越挂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