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研究歷史會發現,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屏護,以及中國在喜馬拉雅山地中所處居高臨下的地勢,歷史上真正能對中國大西南安全產生重大壓力的方向,較少來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來自東北亞。
隋煬帝楊廣較早直覺東北亞的關鍵性
對東北亞問題有較早直覺的是隋朝皇帝楊廣。隋煬帝楊廣在中國歷史上是對中華民族有大貢獻的人物,在他即位之前中國經歷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分裂和戰亂,與秦始皇及其業績出現的歷史背景相仿。有了這樣幾乎持續了三個半世紀(公元220~581年)的動蕩經歷,他們那一代人對國家統一就有了強烈的共識。楊廣在位期間為中國統一和安全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修了貫通北南的大運河,想一舉貫通中國大江南北——這件事算是做成了。如果沒有這條大運河,明朝不可能把國都定在北京。第二,他意識到未來中國邊陲的安全威脅將來自東北亞。於是他三次出兵朝鮮半島,想一舉而定萬世太平——這件事卻辦砸了。
這招致后世文人的非議,他們諷刺隋煬帝好大喜功。但事情可沒有那麼簡單,后來歷代的顛覆性力量——比如導致大明、大清乃至民國覆亡的沖擊力量不都是出於東北或東北亞嗎?唐太宗也曾認為煬帝好大喜功,可他執政后同樣認識到東北亞的危險性,並於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出兵東征高句麗。
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1949年初,從西柏坡准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明乎此,再重溫毛澤東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意義就深刻了。
毛澤東說的不僅是李自成政權甫立即腐的教訓,更是說他沒有守住山海關的教訓。面對吳三桂的變節,李自成並沒有做認真准備,僅帶了五萬兵過去了,不及半月便全線崩潰,退出北京,次年(1645年)即被殺於湖北通城九宮山。明朝及李自成大順政權的失敗及后來日本又從東北入侵中國的歷史教訓說明,東北亞對中國安全有著生死攸關的意義。
東北破,北京就得遷都,隨之而來的后果不是政權易手就是國家分裂。若此,大西南就成了中國抵抗力量絕地反攻的唯一地方。東北一帶一馬平川,勢逼中原,且距離北京太近。1644年李自成剛入北京,清兵就過來了;1949年年底我們剛踏入北平,1950年下旬美國就來了。可以設想,當時李自成如不死,他接下來的目的地最有可能就是大西南的滇緬一帶。還可以設想,如果當時認為美國來了僅僅是為了朝鮮,與我們無關,那李自成的悲劇很快就會來到眼前。故此,毛澤東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反過來想,如果沒有朝鮮戰場的勝利,同期西南剿匪及后來西藏解放的難度將會大幅提高。
“關外問題”在中國地緣政治中極端重要
從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國,顛覆國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著這條線越推越大的。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說:“琉台不守,三韓為墟。”筆者理解這是說琉球、台灣和朝鮮半島齒唇依存的關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后竊取中國台灣、1910年全面佔領朝鮮、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同樣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
朝鮮半島是中國——當然也是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及其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更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並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沖擊。隻有朝鮮半島穩住了,我們的大東北方可無憂,反之,東北亞的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導到北京中樞,北京動則全局動,全局動則西南重。
所以毛澤東當時特別看重明成祖把國都立在北京的經驗,這是因為他特別重視“關外問題”:關外問題即全國問題,全國問題很快便會轉化為西南問題。明乎此,我們理解了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強調“三線建設”舉措,乃至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之間的戰略關聯。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北京出了問題,隻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
毛澤東早就看到“關外問題”在中國地緣政治中的極端重要性,並予以高度重視。1945年5月日本戰敗前夕,毛澤東在關於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時明確指出:“東北四省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1950年,美國出兵東北亞,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出兵協助金日成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之外。抗美援朝的勝利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於“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毛澤東與唐太宗、隋煬帝一樣都注意到東北亞政局對中原政治的影響,比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澤東沒有把中國的安全邊界鎖定在山海關,而是鎖定在朝鮮半島的“三八線”。這是“唐宗宋祖”們文治武功“稍遜風騷”的地方。
從這個視角觀察,中國東北通道乃至朝鮮半島與中國西南通道乃至緬甸,對於中國全局穩定具有緊密的戰略聯動意義。(作者張文木 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