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年夜飯：唯一一碗臘肉送給了傷員

　　石廂子紅色遺跡。 胡潤林攝

　　殘陽如血。部隊撤至四川敘永縣城南79公裡處的石廂子，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這裡與貴州畢節縣大渡鄉和西雲南威信縣水田寨接壤。雄雞報曉，三省可聞，故而三地交匯處統稱為“雞鳴三省”。當時的石廂子是一個僅有400多人的小村庄，75戶漢、彝、苗人家雜居。地處大山深處，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連除夕之夜的爆竹聲也是稀稀拉拉。警衛員好不容易弄來一碗臘肉，被毛澤東送給了傷員。

　　雨，依然淅淅漓漓。毛澤東的心情也仿佛雨天一樣。雖然在此前的遵義會議上成為政治局常委，重回中央領導層，但出山后參與指揮第一仗就遭受重創，顯然讓他難以接受。土城戰役，雙方損失均為3000人左右。然而在毛澤東眼中，敵我力量如此懸殊之際，即便慘勝也意味著失敗，更何況，戰死的紅軍都是經歷過蘇區反“圍剿”和長征戰火千錘百煉的精英，是中國革命的種子——抗戰時期，連紅軍的衛生員、炊事員都能到敵后發動群眾開辟根據地。若干年后，毛澤東還對土城之戰難以釋懷。1956年9月10日，他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會議上說：“我是犯過錯誤，比如打仗……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

　　與毛澤東此時的心境有所不同，進入人生又一個本命年的蔣介石似乎迎來了剿共以來難得愉悅的一個春節。從失守贛南到兵敗湘江，紅軍元氣大傷。眼下，這支疲憊之師已經被他的幾十萬大軍團團圍住。在他看來，全殲中央紅軍，以消心頭之患，只是時間問題。按照“攘外先攘內”的一貫思路，這個春節，他的要務是與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周旋。2月1日，也就是春節前的三天，蔣介石就中日“親善”問題答中央社記者問：“此次（1月22日）日本廣田外相在議會所發表對我國之演說，吾人認為亦具誠意，吾國朝野對此當有深切之諒解。”他告誡，全國同胞“亦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與理智道義之指示，制裁一時沖動及反日行為，以示信誼。”大年初一，蔣介石登臨廬山，與楊永泰、熊式輝等一干大員細商對日外交。大年初六，躊躇滿志的蔣介石在他的廬山別墅“美廬”下達了《重行懸示匪軍各匪首擒斬賞格》：“（一）朱德、毛澤東、徐向前，生擒者獎十萬元，獻首級者各獎八萬元。（二）林彪、彭德懷、董振堂、羅炳輝，生擒者獎八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五萬元。（三）周恩來、張國燾、項英、王稼祥、陳昌浩，生擒者獎五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三萬元。（四）王宏坤、王樹聲、何畏、孫玉清、余天雲、王維舟、劉伯承、葉劍英、倪志亮，暨偽軍團政委、偽軍長等匪首，生擒者獎三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二萬元。”

　　毛澤東顯然沒有看到1935年2月15日刊登這則消息的雲南《民國日報》，自然也無暇把戰爭中的春節放在心上。這段時間，他與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一道，抓緊落實遵義會議的未盡事宜。大年初二，部隊向雲南信威境內轉移。當天晚上，在水田寨一棟因門窗雕有花草虫鳥圖案而聞名的“花房子”裡，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博古交出了裝有文件、材料、公章等象征著中央“最高權力”的幾副挑擔。周恩來1972年7月5日談到：“我們在扎西川滇黔三省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換下來，張聞天當總書記，我印象很深。”

　　那個春節，重要會議一個緊接一個。大年初五，政治局在大河灘召開會議，正式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第二天，也就是蔣介石下達《重行懸示匪軍各匪首擒斬賞格》的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在威信縣城所在地扎西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新的戰略方針，鑒於張國燾借口嘉陵江“江闊水深，有重兵防守”，不僅不率紅四方面軍南下以吸引川軍，反而北攻陝南致使川軍無后顧之憂，得以集中全力堵中央紅軍北進，決定改變原定北渡長江的計劃。會議同時決定，對中央紅軍進行整編，徹底改變長征以來“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的局面。

　　這一系列的會議后來被黨史界統稱為“扎西會議”。“扎西會議”解決了遵義會議未能及時解決的問題，完成了領導人的更迭和全軍的思想統一，成為遵義會議的有力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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