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人員向記者作最后的安全提示。周燈華 攝

　　第二站，“氣密室”

　　車子繞著一條彎彎曲曲的柏油小路，七彎八拐駛進大山深處。“到了，到了！”同行的伙伴“捅醒”了還在歷史長河中徜徉的記者。

　　一個巨大的“軍事管理區”牌子直接跳入記者眼帘。庄嚴、肅穆，仿佛衛士般捍衛著這片山、這條路、這個營區。車子靜靜駛過營區大門，鳴笛向身著“中方協助團保障人員”的保衛人員致敬。不到一刻鐘時間，我們抵達一座白色小樓前。

　　“請您更換防毒服，進行氣密檢查。”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向記者發出指令。接過深褐色的防毒服，按照提示，穿上防毒衣褲和靴子、戴上防毒面具和防毒手套，與同行伙伴熟練而快速的動作相比，記者顯得笨拙了很多。即使這樣，同行伙伴依然向記者豎起了拇指：“第一次就能夠心不慌手不亂，不容易。”

　　記者經過嚴密檢查，前往彈坑。周燈華 攝

　　是啊，防毒服自誕生之日起，就在與“毒魔”進行著誓死的較量。在防毒服重重保護中，身體似乎與世隔絕，思維的線條卻又跳躍起來。

　　1940年，八路軍發起“百團大戰”。日軍為扼守據點，負隅頑抗，頻繁地使用化學武器，致使八路軍出現大量人員中毒，其中，包括范子俠、賴際發、陳錫聯、陳賡、周希漢、尹先炳等將領均不同程度受傷。

　　1941年，在宜昌戰役中，日軍使用山炮、野炮、迫擊炮等向我抗日軍隊發射刺激性、糜爛性毒劑彈2500余枚，派出數十架次飛機投擲毒劑航空炸彈300余枚，造成1600余名官兵中毒傷亡。“戰果輝煌”的日軍甚至洋洋得意地在自己編輯的《化學戰例征集》中“悟出”：“不僅挫敗了敵人進攻的企圖，而且從綜合秘密情報及其他情報來看，可以証明使用毒氣的效果是非常大的。”

　　何止這些。1937年的上海閘北，1938年的山東台兒庄，1939年的河北廊坊，1942年的冀中平原，1943年的湖南常德，1944年底的廣西桂林……甚至在投降前夜，日軍仍在不顧一切、瘋狂地將毒彈投入戰場。美國陸軍根據國際新聞服務（INS）通訊社記者J.培根的証詞，以及從相關結果等証據中得出這樣的結論：“日軍在認為必要時，或有利益時，肯定會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使用毒氣。”而據日軍自己修訂的資料統計，1937年至1945年間，日軍對中國軍民用毒共造成20多萬人中毒傷亡。

　　記者在前往彈坑核心區途中與作業人員交流。周燈華 攝

　　歷史有時是冷冰冰的，因為它常伴隨著魔鬼的獰笑與生靈的痛哭。作為與災難、瘟疫、寒冷、飢餓相伴相生的同行者，魔鬼導演的戰爭總是一次次打破人類道義的底線。防毒服，這個誕生在毒氣彌漫的戰場上，卻致力捍衛生命自由呼吸的最后一道“保護神”，在死神冰冷無情的目光裡，閃現出一絲人性的靈動來。

　　毒氣與防毒服，就像戰爭與反戰，始終是人類智慧的巔峰角逐場。發動戰爭的惡魔，制造了毒氣以便更快地殺人﹔捍衛和平的人們，創造了防毒服則是為了保護生命，反抗戰爭。實際上，防毒服穿上后從精神到體感都很難受，希望有一天，人類可以不再穿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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