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钟山上“母亲石”

编者按：父母对于儿女，出于本能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慈爱。为了儿女，他们甘受千辛万苦，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诗经》上说:“父母生我，鞠我，顾我，携我，长我育我，欲极之德……”意思是说,父母生我，养我，教育我，父母的恩德无以言表。现供职于总参谋部政治部、出生于湖南省衡南县云集镇白冲村响钟山脚下的吴旭去年发表了纪念其父亲散文《响钟山下“父亲泉”》，受到网友喜爱。最近，他又饱含深情撰写了一篇献给母亲的亲情散文《响钟山上“母亲石”》。文章以“石”喻母，匠心独具，意味深长。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仿佛听到了石头的歌声，字里行间，让读者从中深切感受了作者对母亲无尽的忏悔、敬佩和爱恋，也深切感受到了作者对“响钟山”这片热土的无限思念与热爱……

母亲是一位朴素、平凡、率真的湘南农村妇女，又是一位特殊的母亲，在那困苦多灾多难的年代，为了儿女能长大成人，当时只有40多岁的她，在父亲因战伤伤病复发突然去世后，誓不改嫁，在30多年漫长的岁月中，以超常的意志和毅力撑起多次濒临绝境的家，过着极不寻常的苦难生活。她忍受屈辱，活得卑微，内心无比强大，眼光博大深远。生活的磨难，没有泯灭她天性中的善良厚道，没有改变她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也没有让她放弃对儿女的精心培养。她对儿女无私的爱、永不求报；她对困境从不退缩，永不言败；她对他人无比包容、永不生怨；她对强权从不妥协，永不言畏。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湘南女性的优秀品质、人格魅力和母亲的伟大情怀，她就如家乡湘江河边响钟山上的“女娲石”，坚硬、实诚，饱经岁月的磨砺，散发绚丽的光芒……

说不清的“怨”

我所在的家乡位于湖南南部离湘江不远处一个偏僻小村庄----现为衡南县云集镇白冲村中白组，原为衡南县车江区石塘乡白冲大队中白组，用土话叫白冲吴家。全村30多户人家约200多口人，其实真正算起来，也就是那几大家族。据父亲说，我家最先并不住在此地，是土改后才搬过去的，因此村里人都把我家视为“外来户”。加上父亲无兄无弟孤身一人，家境当时又比较贫穷，所以我家在当地很受排斥、欺凌。

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我几乎是在人们的责难、歧视中度过的。还是在我刚记事的那些年月，那时的村还叫“大队”，大队支部书记不像现在村支部书记，那可说是当地红透顶响当当的人物，他说什么便是什么，可谓一手遮天，谁见他都得敬让三分，那时的大队书记如果有一个如花的女儿，那可是全村年轻小伙的追求的梦想，不管是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每个人都想去争取哪怕是一丁点希望。父亲是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几年部队生活的磨炼，他身上自始至终保持一股坚韧不拔，不屈不挠性格和敢于与一切歪风邪气作斗争的正义感，也有着一颗包容豁达的心，大队领导一些不合情理的做法，常会受到父亲的善意提醒。

母亲可不像父亲，她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耿直性格，典型的炮筒子，眼睛里容不得沙子，遇到什么不公道、不公平的事就会当面锣对面鼓，让你下不了台，大家都送她一个外号——“刘呱婆（就是喜欢唠叨的意思，母亲的名字叫刘英，所以大家就简称刘呱婆了）”，这个名号在方园几十里上百里都很响亮。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母亲这种麻辣性格，赢得乡亲们的称赞，可免不了得罪一些领导，许多意想不到的刁难总会降临我家。

父亲做人做事光明磊落，无可挑剔，也不会有什么把柄受制于人，可母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经常是大队干部向县政府派到我们村蹲点的工作组汇报的所谓重点人。

也许大队干部当时觉得我年纪小，没有刻意回避，我好几次就在大队书记家亲耳听到大队干部向工作组打母亲的小报告，比如说母亲不尊敬领导、喜欢给年轻人做媒、干活拉后腿等情况……

在那个年代得罪领导的后果可想而知。那时，大队、生产队对全体社员各项工作都要进行评比，分先进、中游、后进几个等级，评完后，其结果就会用红、绿、白三种颜色的纸写上贴在大队集会的礼堂里，先进分子用红纸写，且名字后画一架飞机，意为坐飞机；中游分子用绿纸写，名字后画一列火车，意为坐火车；落后分子用白纸写，名字后画一辆板车，意为坐板车。

所以，每逢评选，那所谓落后分子的“大帽子”总会自觉不自觉戴到母亲头上，母亲的名字也便经常出现在大队礼堂宣传栏的白纸上，名字后是一辆大大的板车。

大队礼堂距我家不过几十米远，是我们小伙伴玩耍的地方，每次看到那个宣传栏，落后分子儿子的奚落声就在耳边响起，常常让我在小伙伴中抬不起头，心就像被针扎了一般，自尊受到极大的伤害。

父亲身体不好，干活不能得高工分，母亲常被评为后进分子，工分自然更高不了，我们兄妹都还未成人，只能给生产队放几头牛赚点微薄的工分，赚工分少，但吃饭的人多，因此，年终分口粮，我们家也常常是分得最少的。真可谓挂起镰刀没饭吃，每年从九、十月份开始，家里就开始缺粮，父母便四处求亲戚朋友，东挪西借为全家的生计而犯愁。

更令我自尊受伤害的一件事，是我五、六岁时的一年冬天，大概是十一月份，我们大队一位干部的老婆过生日，来庆贺生日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我家所在的生产队除我家没宴请外所有人都被请去喝生日酒，叫“锁门吃饭”（这是湘南办红白喜宴请人的一种方式，就是每家每户全部宴请）。生日宴会就摆在生产队门口的土坪里，几十桌一字排开，可谓张灯结彩，热闹辉煌。

“人穷不能志短，别人不请，我们不能主动登门祝寿！”在这方面，父母还都是有骨气的。我们一家只得在家里呆着，也不便出去。但外面的饭菜香味，弥漫在空气中，随着风不断渗入我家，诱惑我幼小的心灵，趁父母不注意我偷偷从窗户的缝隙里往外朝去，祝寿人群海吃山喝的样子使我的口水忍不住直往下掉，这一幕至今铭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时，我就想，如果母亲是个先进分子，不老给大队干部过不去，可能我们家也会在被邀请之列，我也会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坐在酒席上，享受山珍海味。在物质贫乏的年代，能吃上一顿酒席，那真像过年吃年饭一样的幸福啊！

这些事一件一件的堆积在一起，幼小的心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把自己感觉许多不顺的事都会怪罪到母亲头上，对她的恨也油然而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对妈的不解，对妈的怨恨，对妈的抵抗，从小时候就已经开始萌芽。这种怨恨，开始是一颗埋在火堆里的炭火，被厚厚的火灰闷在里面，看不见，后来是一粒灶火时飘出的火星，最后就是一缕熊熊的火焰，在我心里呼呼燃烧。

母亲比父亲小十多岁，据说媒人当时在说这门亲事时，母亲还有点翘尾巴，不大愿意。由于年龄的差距，必然会带来性格和思想观念的代沟，磕磕碰碰，争争吵吵，在所难免。农村女性与丈夫吵架后的“杀手锏”武器就是收拾物品回娘家，把家摔给丈夫一走了之，再叫丈夫到娘家赔理道歉好话说一锣筐，再保证下不为例，才肯扭扭捏捏的回来。母亲与父亲吵架时，也经常会使用这个“杀手锏”武器，提着行礼箱就回娘家。但母亲在我家属少数派，她与父亲吵架时，我们兄妹都觉得许多时候是母亲无理取闹，往往站在父亲一边。

按理说，像我那么小的年纪，看到母亲要回娘家时，会哭得喊天呼地拉着母亲不放。可当邻居吴继俊伯伯喊我去拉着母亲别走时，我竟然是不哭，也无动于衷，甚至还大声的骂道“咯呷死人咯癫婆（湖南农村骂人的话），死回去就死回去（回娘家的意思），免得和我爸爸吵来吵去，让我们也安静些”。

现在回想起来，我说的这些话，当时应该就像一把血淋淋的刀子，一刀刀捅在母亲本来伤心痛苦的心窝里。从这一个侧面，足可见我幼小的心灵中，对母亲的记“怨”有多深……

道不完的爱

站在今天的角度审视母亲的一生，感觉母亲没有惊人的事迹，也没有闪光的瞬间，但是，她作为一个没有上过学的农村妇女，那种“宁苦我一人，不忘守国门”的殷殷爱国之情，却在我心中竖起一座巨大丰碑。这也主导了当时我在成长及知识的增多过程中，对母亲由“怨”到“爱”的不断转变。

1984年底，正值农村分田单干，七口人的我家承包了生产队里十二亩多责任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过严重战伤的父亲，已先后两次到医院做过手术，伤口时不时就发炎，更不能干过重的体力活，家里真正的劳动力只有母亲和哥哥。

我们那属丘林地带，算不上山高路陡，可自然条件在全县算较差的一个地方，生活极为困难。当同龄孩子的母亲，农闲时节，送自己儿子纷纷到外面学手艺，做短工抓经济收入补贴家用时。母亲却反其道然行之。1984年底，冬季征兵命令发布后，母亲却毅然让哥哥报名参军。

送走了哥哥，家务事可真让母亲犯了愁：家内，母亲要照顾多病的父亲；家外，母亲要种十二亩责任田，插秧、打药、灌水、割稻子等农活一切都得自己包揽，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天有不测风云”。哥哥去部队后不到半年，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这期间，哥哥写信问起家里情况，母亲回信则都是那句老话：“家里一切都好！安心工作，争取在部队立功受奖！”在父亲弥留之际，亲戚们强烈要求拍电报叫哥哥回家为父亲送终，当时哥哥正带领全班战士参加广东武警总队举行的军事大比武，但为了不影响哥哥参加总队的比武，母亲强忍悲痛，硬是劝阻了亲戚们，没有给他发电报。

几个月后，哥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回来，向母亲讲述了自己准备提前退伍的想法。这时，母亲便一哭一唱地骂开了：“我咋会养一个这样没出息的狗吃的！咋碰到一点点指甲大的事，就打退堂鼓，娘在家里吃点苦受点累，还不是图你在外头有个出息，你不干点样子来，能对得起你父亲吗？”母亲的一顿责骂，让哥哥忽然醒悟！

哥哥牢记母亲的嘱托与教诲，干一行爱一行。没多久就在警营里入了党，当战士时，军事素质在当时的深圳特区3000多名武警中，名列前茅，并担任标兵班班长，带队多次为来深圳特区的国内外来宾作军事课目的示范表演，先后多次立功。海南建省后，破格提升为武警警官并选派到海南任职，后又经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成长为海南洋浦边防检查站的政委，典型事迹国内外媒体给予广泛报道。前年，哥哥因工作需要被确定转业，他愉快地接受组织安排，并选择到与部队职能十分接近的公安战线工作，到公安战线后，他又不怕辛劳，主动要求到公安系统十分辛苦危险的特警工作，脱下威武的军装，又穿上威武的警服，在职业的转变工作的转型中，他一如既往，平常时刻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出来，干得风生水起，很快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

6年后的1990年的冬天，又到了征兵的时候。那天，我干完农活回来，刚进门就看见母亲在橱房灶旁的小凳子上，头低着。我轻轻走了过去，“母妈，你咋的了？”“没生病吧。”母亲抬起头，望了我一眼，然后站起身来，拉着我的手说：“满崽，乡里又要招兵了，你想不想去当兵？”我呆了一下，说：“母妈，我很小的时候就想解放军，可我担心我去当兵你一个人在家没人管，受不了——”母亲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掌轻轻摸着我的脸颊，泪水在她那深凹的眼窝里打转，“你这个蠢崽，别想那么多，娘能受得了，这么多年，娘苦也苦惯了，累也累惯了，你去吧，啊——”第二天，母亲替我在大队民兵营长那里报了名。

可当武装部了解到我家的实际情况后，把我“刷”了下来。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母亲步行到二十里外的乡政府求情。乡干部感动得热泪盈眶：“刘大妈，就凭您这种精神，哪怕只一个名额也让您儿子去！”

我参军后，二姐也出嫁了。五十多岁的母亲孤单一人在家，当时家里还有五亩多责任田，更多的困难像山一样压在母亲那年老多病孱弱的身上，母亲却总是一个人默默承受，从不在信中向我们提起。好心人劝母亲：“刘大妈，你是军属，何不把责任田退给村里，打报告要政府多给一点优抚金过日子？”可母亲却摇头：“我丈夫、儿子为国家增了光，我可不想给他们的脸上抹黑哩！”她硬是一个人把五亩多责任田种了下来。

我当兵第三年，有两条路摆在我面前，令我不知所措。一是报考军校，继续献身国防事业；二是立即退伍，到地方赚大钱。因我在部队当战士报道员，在驻地也算有一点小名气，我当时所在的福州有几家三资企业经理找到我，劝我尽早退伍，去当他的助理，月薪几千元哩！工作出色，还可月月加薪，这是令许多人仰慕的优厚待遇。

当时，我家还没摆脱贫困。父亲去世及我上高中时所借的外债还未全部偿还。如果选择后一条路，无疑将会为家里解决许多困难。我特意请假探亲，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没想到当场遭到母亲的一顿训斥：“你这个蠢崽，咋有这么蠢，你真是想钱想疯了，这世界的钱你赚得完，想当年，家里那么困难，烧香拜佛，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把你送到部队，是让你像你父亲和你哥哥一样，在部队好好干一番事业……”

母亲的一番话，打消了我退伍到三资企业干的念头，更加坚定了继续在部队献身国防事业的信念。20多年弹指一挥间。20多年来，我从野战部队的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军校大学生，再从近千名应届毕业学员中破格留校在军校工作，再因成绩突出选调到我军最高军事领率机关工作。母亲时刻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前行之路。

母亲这种地位卑微却不忘忧国的殷殷爱国之情是一笔巨大财富，无声感染和教育了我的两个姐姐和妹妹。大姐没能圆就从军梦想，却把儿子送到了部队，其儿子年年被评为优秀士官。二姐嫁给了一名退伍军人，又相继把两个女儿送到部队医院工作，最近，其大女儿找的对象是个军官，她又要求小女也向姐姐学习，同样找一位军人男友，还打算等儿子高中毕业后就送他到部队服役。妹妹当年非军人不嫁，如愿成为军队干部家属后，一心一意支持丈夫军营建功，并随军到东北一城市扎根无怨无悔。

一位哲人说：“一个男人成功的背后，必定站着一位女人，这位女人，不是他的母亲，便是他的妻子。”而我们整个家庭的背后，就是因为站着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她是天下母亲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