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徐才厚等案给军队造成深层次危害 须彻底肃清【4】

　　4、法治信仰，根植于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之中

　　法治的根基在于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伟力源于人们出自真诚的信仰。

　　油画《苏格拉底之死》，描绘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为信仰而死的悲壮和崇高。苏格拉底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被寡头政权囚于狱中判处服毒自杀。他的学生和亲友已打通关节劝他越狱逃往国外避难，被他严词拒绝。苏格拉底大义凛然，裸露着久经磨难的瘦弱身子，以坚强意志高举有力的左手继续向弟子们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镇定自若地伸出右手接过毒药杯，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他的理由是：法庭判我有罪，如果我逃走，法律就得不到遵守，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效力和权威；如果法律失去了权威，正义也就不复存在。

　　这不是悲剧的声音，而是一个智者在用生命诠释法治的真谛和信仰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是一种超越生命、超越时空的力量。柏拉图说：“我们若凭信仰战斗，就有双重的武装。”

　　世人一直在追问：南昌起义后剩下不到800人的队伍为何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威武之师、胜利之师？为什么在战争年代艰苦奋战而不溃散，在和平时期久经考验而不变色？答案肯定、明确：因为人民军队为理想而生、用信仰奋斗！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这支军队神奇力量的源泉！

　　去年金秋，习主席率领军队高级干部重回古田，寻根溯源、赓续“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血脉，温故知新、传承人民军队红色文化基因。习主席说：“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革命军人的灵魂，是克敌制胜、拒腐防变的决定性因素。”

　　86年前的红四军，围绕建军原则和治军方式问题出现了严重的认识分歧，存在着一些错误思想。毛泽东归纳说：“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而是原则的问题。”主要是：党的领导权在红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单纯军事观点，把政治和军事对立起来，认为应该是军队领导政治；不认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相反认为军事纪律破坏一些也没什么大要紧，等等。毛泽东提出，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以求红军彻底改造”。红四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纠正错误思想，使之成为一支有别于一切旧军队的人民军队。

　　在党的七大上，朱德回忆说：那时，“我们有很多干部想创造红军，不是拿苏联红军的样子来创造中国的红军，就是拿中国旧式的军队来看红军。为什么会那样呢？因为红军在中国是新的事物，历史上没有的”。

　　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使听党话、跟党走成为官兵的崇高追求和必胜信念；确立的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和任务，把红军与其他一切旧军队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确立的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官兵平等、实行内部民主制度，形成了建军治军的根本制度和方式。

　　《古田会议决议》既是从思想上“以求红军彻底改造”，更是从制度上“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它所确立的建军治军原则和制度，是用法治手段把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改造成了新型人民军队，从根本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法治信仰。

　　从此，我军血脉中注入了党的先进性基因，我军法治建设奠基在党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根基之上。毛泽东总结红军建设的基本经验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此，我军法治建设有了法治文化的力量支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建军治军全过程。习主席强调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

　　寻根溯源、温故知新，赓续血脉、坚守信仰。战争岁月的英勇善战，正规化建设的探索奋进，现代化发展的铿锵脚步，是党的绝对领导赢得了我军历史辉煌，是法治建设成就了我军发展进步。军魂所系，在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法治信仰，根植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法治文化基因密码，是我军理想之根、信念之源。

　　滚滚潮流，冲刷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浪花，但最终剩下的依然是不灭的文化火种，是战争中经过血与火洗礼锻造出的强军铁律。一支强大的军队必定是法治彰显的军队，依法治军的背后必然有深厚的军事法治文化支撑。今天，当我们从历史中拾起那些散落的典章故事，拼接出一组强军兴军的法治文化基因密码，更加亲密地触摸到了时代的法治脉搏，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中文化的精神和力量。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兴军之魂，坚定中国特色军事法治文化的价值理念，用法治手段传承优良历史传统，用法治精神培育优良的作风，用法治信仰凝聚强军力量，我军法治文化沃土上萌生出的必将是法治强军的勃勃生机和时代光彩。(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