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必须正视自身责任 加快进度处理在华遗弃化武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化学武器第一次大规模使用100周年。11月14日，由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和国防部处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办公室联合举办的“还人民一片净土——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工作纪实展”，将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作为曾战斗在处理日遗化武工作一线的老兵，笔者参与了本次展览的策划与布展工作。展览开幕之际，有许多感慨，不吐不快。

不容掩盖的滔天罪行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中国军民大量使用化学武器，其中有确切时间、地点及造成伤害情况记录的就多达1241例，使用地点遍及中国的19个省区，共造成中国军民20多万人伤亡。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战争史上使用化学武器最频繁、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化学战。

我们举办这次展览的目的，就是要用铁的事实还原历史真相，揭露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滔天罪行，驳斥那些企图否认历史、掩盖历史罪行的言行。展览通过大量翔实的图片和文字，对侵华日军化学武器从研制生产、扩军备战、大肆使用，到战败遗弃、危害继续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

本次展览不仅使用了中国有关方面的记载，也陈列了日本有关方面的材料。日本学者粟屋宪太郎、吉见义明、松野城也编撰的《毒气战相关资料》和《毒气战相关资料Ⅱ》等历史研究资料，系统翔实地记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运进、储存、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据该资料记载，至1941年底，日军大本营至少向中国战场的日军补给了各类毒剂炮弹45万枚，毒剂航弹7700枚，毒烟筒约100万枚，以及散装毒剂68吨；1941年以后，又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战场补给了大量的化学武器，使总数量达到数百万枚。该资料还记述了时任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要求各作战部队在使用化学武器时“尽量与烟幕混用，严密隐匿使用毒气之事实，切勿留下痕迹”的作战命令。这些资料，每一页都让人触目惊心。

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日本战败后，为了掩盖其罪行，侵华日军秘密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丢弃于山间密林、江河湖泊、海港滩涂，甚至居民区内。但由于日方一直未提供在中国埋藏和丢弃化学武器的详细信息，其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和环境安全的威胁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消除。

展览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解放初期，仅吉林省敦化地区在清理日遗化武过程中就先后有800多人中毒；近年来，日遗化武伤人事件也屡有发生：2003年8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43人中毒，1人死亡；2004年6月，吉林省敦化市莲花泡林场2名儿童中毒；2005年6月，广东省广州市3名居民中毒；2005年8月，吉林省集安市1名居民中毒；2008年4月山西省太原市3名工人中毒；2009年7月，天津市5名工人中毒……

日遗化武由于埋藏久远，锈蚀严重，一些弹体破损，极易导致毒剂泄漏，造成土壤、大气、水体的污染和人员伤亡。一些安装有引信的化学武器，更容易引发爆炸。目前在我国多个省市区发现的日遗化武有90余处，其中吉林敦化哈尔巴岭是已发现日遗化武的最大埋藏点，据中日双方探测，共埋有日遗化武约33万余枚，所装填的毒剂有芥子气、路易氏剂、氢氰酸、光气、二苯氰胂、二苯氯胂、苯氯乙酮等。

日本在华遗弃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但很长一段时期，日本政府对遗弃在中国的大量化学武器并不承认。1991年初，我国政府开始与日本政府就日遗化武问题进行谈判。同年6月，日本第一次正式派团对哈尔巴岭埋藏点进行了实地考察。在不容争辩的事实面前，日方不得不承认这些埋藏几十年的罪证就是日军当年战败时遗弃的化学武器。

1997年4月29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正式生效，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件。该《公约》明确了日方作为遗弃国负责销毁遗弃化学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并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所需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1999年7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这是中日双边解决日遗化武问题的最直接的法理依据。

处理日遗化武，既是解决中日间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双边备忘录的重要工作。截至2015年9月18日，双方已在南京、石家庄、武汉、吉林敦化哈尔巴岭共销毁日遗化武38904枚（件），但距实现全面彻底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目标仍有很长的距离。日方必须正视自身责任，履行国际法义务，在处理日遗化武问题上加大投入、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早日还中国人民一片净土。

不能遗忘的无名英雄

2014年2月，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下发通报，表彰为处理南京及周边地区日遗化武作出贡献的4个先进单位和36名先进个人。这是20多年来，总部第一次通报表彰处理日遗化武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这次展览，也使得长期工作在这一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开始为公众所知。

处理日遗化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技术性很强，且涉毒、涉爆，是一项高危工作。20多年来，作为处理日遗化武工作的主力军，军队参与人员按照军委、总部的指示要求，在处理日遗化武、消除“毒魔”的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中间有专家教授，有工程技术人员，有医务工作者，还有广大防化官兵。

总参防化学院陈海平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投身日遗化武处理工作。作为中方专家代表，他曾多次参加中日磋商，撰写了数以百万字计的磋商对策和计划方案，并以技术总顾问的身份数十次参加日遗化武野外探测和挖掘回收作业。他提出要将环境风险评估列入工程的首要项目，组织制订风险评估体系，提出物理和化学危害评估方法，并主持完成吉林哈尔巴岭、河北鹿泉以及黑龙江北安、孙吴、齐齐哈尔等地日遗化武处理作业的风险评估工作，为安全实施处理日遗化武作业奠定了基础。

长期从事炮弹工艺研究及技术、安全管理工作的某部高级工程师何雨丙，最早主张采用热引爆处理技术，为处理日遗化武销毁技术路线的选定、设施选址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他参与指导制订处理日遗化武12项环境标准，编写的《简明弹药读本》等专业书籍成为军队处理日遗化武业务培训的基本教材。2015年1月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前一周，他仍在悉心研究编制哈尔巴岭1号埋藏点航弹处置技术方案。

沈阳军区某防化团装备处原工程师陈锡才，先后59次执行探测、挖掘、清查、包装日遗化武任务。一次调查作业中，他遭受突发毒气熏染，脸上皮肤大部分变黑，体能急剧下降，从此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和色素沉着后遗症，身体免疫力明显下降。但每当团里受领新的毒气弹挖掘任务，他都主动请缨参加作业。他的理由很简单：有过中毒的教训，比别人更懂得防护、更有经验。

……

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的一位领导深有感触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化武人”的无私奉献，才使得人们免遭“毒魔”的侵害。

（作者系国防部处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办公室原主任）

上图：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挖掘现场。

周柱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