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聯日到防日——解讀李鴻章早年對日本威脅判斷

資料圖：李鴻章

李鴻章長期主持清政府近代洋務及外交工作。甲午戰爭之前他對日本的判斷極大的影響了清廷對日本的外交走向和戰爭准備。

李鴻章究竟在何時開始接觸日本人已經無從考証，但應該是清廷中較早開始關注日本的。早在1863年(同治二年)李鴻章在其致曾國藩信中談到其對日本的看法。李鴻章當時敏銳的察覺到，日本雖為一個小國，但在採用西式艦船武器后，居然能與打敗過中國的英、法等國相抗衡。李鴻章以此說明變計圖強的重要性，激勵清政府加緊變革。但其對日關系上還有兩個基本判斷。一是從長遠看日本將是中國的威脅，二是從近期看日本與英、法等西方國家是相互對立的國家，而西方列強又是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敵人的敵人應該可以拉為朋友的理念在李鴻章內心深處泛起一絲漣漪，中國應實行“聯日”的政策。

1870年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歷史將其推向前台，使其有機會實施他的戰略構想。宛如宿命的注定，其第一個外交對象，恰恰就是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東鄰——日本。1870年日本派柳原前光前來中國欲建立現代外交關系。李鴻章以“可聯為外援，勿使西人倚為外府”為由積極主張“聯合”日本。李鴻章針對清廷的顧慮，提出日本離我們太近，如果籠絡過來可以為我所用，如果拒絕他必然會視我為仇敵。李的戰略意圖是一方面希望用條約的形式和日本“聯合”，以防止日本對中國的非分之想，防止在清廷的掖肘之地再樹一強敵﹔同時也防止日本倒向西方陣營侵略中國。然而日本來華簽約並非真的為友好，其真實目的有二：一是謀得與清帝同等地位，進而以上國身份與朝鮮交涉。二是期待援引“利益均沾”原則（注：一國與華簽訂條約獲得的特權，清政府本著一視同仁的態度，其他列強也可獲得相應的待遇），希望不通過戰爭就能獲得西方列強在華的不平等條約中獲得的利益。李鴻章據理力爭，積極斡旋，終於雙方簽訂了第一個較為平等的中日《修好條約》。雖然形式上，以法律名義達到了避免侵略中國，聯合互助，但隨著清王朝的國力日衰，這種想法更多的是一廂情願。就在李鴻章沉浸在締約成功的氣氛中時，日本政府卻因為締約沒有達到先前期望的利益而要求與清政府改約，並開始進行入侵台灣、琉球的軍事准備。

此時的李鴻章過於相信日本政府，過於迷信國際公法和條約的約束力，在對日的戰略判斷上出現較大的失誤。1874年日本以漁民被殺為由出兵台灣。當日本即將出兵台灣的情報送到李鴻章手中之時，李卻按常理衡量日本，覺得各國出兵一定會事先下戰書的，何況日本剛與中國正式締結了友好和約，怎麼會因為一個台灣少數部族殺害幾個琉球人不先行溝通就大動干戈呢？當日軍登陸台灣之實被確認后，李鴻章對日本的野心才開始警覺。他建議清廷加強東南海防，調集萬名清軍赴台，加強台灣的軍事實力，但卻遲遲不願放棄對日幻想。他指示沈葆楨隻管扎營操練，千萬不要主動挑舋。在日軍進攻受挫，騎虎難下的時候，北京的總理衙門卻在李鴻章的影響下與大久保利通簽訂《北京專條》。《北京專條》是一項十分屈辱的條約，該約承認高山族人所殺琉球船民為“日本國屬民”，承認日本出兵侵台為“保民義舉”，等於默認了琉球為日本的領地，還以撫恤被害難民、留用日本所修道路房屋等名義付給日本白銀50萬兩。當時日本的近代化剛剛起步，國內混亂，羽翼未豐，假如中國放開與之一戰，琉球問題、朝鮮問題乃至近代中日關系的走向，當不是今天的情景，然而歷史沒有假設。

清政府和李鴻章的妥協退讓沒有換來日本的積極配合，反而更加刺激了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1879年(明治十二年)，日本趁法國入侵越南，沙皇俄國重兵壓境圖佔伊犁之際，廢琉球王室，改琉球國為沖繩縣。此時李鴻章已從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與得勢不讓人的霸道中，清醒地認識到日本的侵略性，並認定日本終究為中國之患。“聯日”幻想徹底破滅。此后，李鴻章真正開始為防范日本進行軍事准備，向西方大量購買先進艦艇，中國的海防建設從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另外，李鴻章自琉球案開始意識到，朝鮮必將是日本下一個侵略目標。於是從維護中朝宗藩關系，尤其是中國的國防安全出發，李鴻章採取一系列措施防范日本對朝鮮的侵佔與滲透。首要的就是在其積極勸說下朝鮮政府與英、美、德、法簽訂通商條約，利用西方勢力在朝鮮形成制衡俄、日的均勢局面。但李想通過外交手段壓住日本，確實是完全低估了日本的野心和膽量。

1882年朝鮮發生反日反封建的“壬午兵變”，日本趁機出兵強迫朝鮮簽訂了《濟物浦條約》。通過此條約日本不僅擴大了在朝鮮的經濟侵略和政治影響，更重要的是日本通過此條約獲得了和清政府一樣的在朝鮮駐兵的權利。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當1884年戰局對清政府不利的時候，日本趁機唆使朝鮮的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企圖通過開化黨的政變加強在朝鮮的勢力。李鴻章對日本的野心早有防范，他一方面電令駐日公使設法平息日本的干涉，一面向總理衙門上書陳述朝鮮地緣戰略地位對清政府的重要性，主張出兵朝鮮平定政變，防止日本在朝鮮的擴張。而此次清政府上下也表現出了較高的決策和執行效率，快速出兵平息了的政變，未造成事態的擴大。但日本還是與朝鮮簽署了《日韓漢城條約》，並在隨后的與清政府的談判中，軟磨硬泡簽訂了《天津條約》，為后來的出兵朝鮮提動了法律依據。

在政治外交層面防范日本的同時，李鴻章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在軍事准備上取得巨大進展。1890年北洋海軍的“八大遠”（定遠、鎮遠、濟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平遠)的主力格局正式形成。再加上原有的超勇、揚威兩艘撞擊巡洋艦和各式炮艇、練習船、魚雷艇，李鴻章終於經營出了一支亞洲第一的艦隊。同時，威海、旅順、大連的海防工程和海軍后勤保障設施也已相對完善。可以說，當時的李鴻章手中握有如此實力的王牌，對日博弈上自然多了幾分把握。為進一步威懾日本，1892年6月，李鴻章命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鐵甲艦“定遠”號、“鎮遠”號等6艘軍艦訪問日本，再次炫耀鐵甲巨艦的威容。然而此次訪問極大的刺激了日本發展海軍的決心。日本上至天皇下至普通民眾，紛紛捐錢造艦，打造一支抗衡北洋水師的艦隊。而反觀清政府在海軍建設上則止步不前，至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海上實力已經超過大清。

綜上所述，甲午戰爭前李鴻章在對日本的認識和判斷上，由初期的想“聯合”逐漸演變為“防范”。當日本出兵台灣、吞並琉球后李鴻章認識到了日本的野心，加緊了對日的軍事准備。應該說李鴻章在當時的條件下對日本的威脅判斷是較為清醒的，而且是難能可貴的，為當時中國防范日本、加強海防建設，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和指導。然而威脅的判斷僅是制定戰略的前提，由於種種原因，甲午戰爭前清政府一直未能制定出明確的對日戰略，並在現實的對日博弈中屢屢失策，貽誤戰機。劍不如人，劍法也不如人，外強中干的清王朝軍隊如摧枯拉朽之勢，敗於“蕞爾小國”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