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夷制夷，戰和不定，終鑄敗局

早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前，日本侵略者已經制定了先征服朝鮮，然后再侵略中國的戰略決策。光緒二十年（1894）朝鮮發生“東學黨”起義。日本以狡猾的手段，一面極力慫恿清政府派兵赴朝鎮壓，一面又以保護日本使館與僑民和協助朝鮮平亂為口實，先后派遣大批軍隊自仁川登陸。4、5月間，日軍兵力已遠在清軍之上。朝鮮“東學黨”起義被平息之后，清廷以亂事數平，照會日本同時撤兵。日本不予理會，要求長期賴在朝鮮，且不斷進行挑舋，滋生爭端，處心積慮地點燃戰火。到6月中旬，進入朝鮮的日軍已達5000人。中日兩國軍隊形成對峙，形勢緊張，戰爭一觸即發。

一、以夷制夷，原是黃粱一夢

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是清廷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李鴻章長期從事清政府的外交事務，在清朝內部是諳熟國際形勢的第一位高官，特別是對日本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明了於心。

在形勢危急之時，李鴻章採取的是“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企圖利用英俄兩國在遠東地區與日本的直接利害沖突，迫使日本從朝鮮撤兵。李鴻章連電在朝的袁世凱、葉志超，要他們保持“忍耐”、“鎮靜”不可“妄動”。6月20日，李鴻章請求英俄從中調停，其主張立即得到熱衷於籌備60大壽的西太后的支持，生怕此時開啟戰端攪了她的美夢。

清政府和李鴻章對列強“主持公理”抱有很大的期望和幻想。然而李鴻章隻看到了列強之間為爭奪利益的矛盾一面，卻忽視了列強各國在對清擴張的過程中相互勾結的一面。實際上列強的公理只是一種偽善，他們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強權。列強早己看清日本穩操勝券，必然會倒在日本一邊。赫德道出了實情:“所有國家均向中國表示同情，並說日本這樣破壞和平是不對的。但沒有一個國家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幫助中國。”

7月2日和9日，英國駐天津領事歐格納和俄國駐華使節喀西尼分別知會李鴻章，稱不便參與朝鮮事務，李鴻章的外交舉措歸於失敗。

7月12日，日本向中國發出最后通碟。7月14日，日本駐華公使小村向清政府提交了“第二次絕交書”，在此戰爭一觸即發之際，李鴻章屢晤俄國公使喀西尼，求其轉請俄國政府“勸導日本與中國同時撤兵”。又晤英國駐津領事，求其請歐(英國公使歐格納)，“轉電外部，速令水師提督帶十余鐵快艦徑赴橫濱……責其(日)以重兵壓韓無禮……勒令撤兵。”列強十分清楚，日本戰勝中國他們都可以分一杯羹，戰后的情況正是這樣，列強利用“最惠國待遇”“利益均沾”“門戶開放”的強盜條約都得到了很多好處。甚至在戰爭打起來后，李鴻章仍指望列強干涉，堅信俄國會制止日本侵略。屢言“俄有興兵逐倭之意”，請旨准他繼續與俄使交涉。李鴻章“專恃外國公使從中調處”，妄圖以夷制夷，不過是黃粱一夢。

二、戰和不定，臨時倉猝應戰

清廷內部以光緒皇帝、翁同龢為代表的主戰派則堅決反對求和，認為應該預作戰爭准備。在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向清政府提出了“第二次絕交書”兩天后，1894年7月16日，在甲午戰爭開戰前夜召開的軍機會議上，“主戰者五折，議無所決”,大敵當前，是戰是和，清廷內部仍然意見不一，最終未能形成清廷中樞的領導核心。

光緒震怒，宣示主戰。7月18日，清廷向李鴻章發出諭旨:“現在倭韓情事已將決裂，始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李鴻章身膺重寄，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訓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可是，具體應該如何進行軍事准備，本國的軍事潛力究竟有多大，作為最高軍事統帥的光緒帝幾乎是全然不了解的，對於日本的軍事情況也缺乏了解。有記載指出，駐日公使江鳳藻於開戰后回國，光緒帝召見他，諭之雲:“聞日本與中國開舋，早有陰謀，爾駐其國都，何以無所知，亦無奏報到京?”既然責備公使沒有奏報，說明自己對日本開舋陰謀也是無所知的。所以有人批評光緒帝說:“德宗景皇帝昧於外情，輕於嘗試。”在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情況下，沒有客觀地分析敵我雙力的軍事事力對比，就憑著主觀意志盲目地提出和決定備戰方案，其結果可想而知。正如在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上簽字后，光緒帝沉痛地檢討自己在備戰問題上的失策道:“聯辦理此事，自去歲倉猝開舋，征兵調餉，不遺余力，而將少宿選，兵非素習，紛紜召集，不殊烏合，以致水陸交綏，戰無一勝。”

三、戰略不清，已然無力回天

7月25日，日本艦隊在豐島海域襲擊中國的運兵船隻，甲午戰爭正式爆發，隨后，中日戰爭逐步升級。8月1日，中國正式宣戰。起初，光緒帝提出南北夾擊的戰略主張，命令已進入朝鮮北部的清軍與牙山一帶的南路清軍葉志超部同心協力。夾擊日軍，使日軍兩面受敵，難以應付，為此他三令五申要李鴻章電催平壤各軍星夜兼程，直抵漢城，與葉志超合力夾擊。“相機近取，力挫凶鋒”。

然而，主持前方戰事的直隸總督李鴻章卻將光緒帝的督戰上諭置之腦后。採取了保存淮軍實力的作戰方針、聲稱要“先定守局，再圖近取”，“步步穩慎，乃可圖功”。致使在平壤的清軍雖有29營之眾，卻遲遲不敢南下接應。使“南北夾擊”的作戰計劃變成泡影。加之清軍武備廢弛，指揮失當，因此在九月下旬，日本侵略軍即長驅直入，突破鴨綠江防線，深入到中國境內作戰，面對著“水陸交綏、戰無一勝”的敗局，光緒帝束手無策，隻能仰天長嘆。然而，這時日軍既定的戰略目標尚未達到，乃多方借口，拒絕列強的調停，繼續進攻中國本土。

此時，清廷中樞對戰爭已失去信心，故對清軍如何抗擊日軍的進攻，已放棄進行戰略謀劃。李鴻章在平壤、黃海之敗后，於9月19日向朝廷上了一篇《據實陳奏軍情折》，提出:“伏願聖明在上主持大計，不存輕敵之心，責令諸臣，多籌巨餉，多練精兵，內外同心，南北合勢，全力專注，持之以久，而不責旦夕之功，庶不墮彼速戰求成之詭計。”這是李鴻章分析對比中日雙方的國情和軍力，經過深入思考而提出的關手戰勝日軍的總設想、總方針，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其中包含有難能可貴的持久戰思想。不過，這對於當時一心求和、無心抗戰的清廷中樞來說，是根本不可能予以採納的。

縱觀甲午戰爭清廷戰略決策過程，清政府在“武保”與“和保”的道路選擇上猶豫不決，導致戰備與外交的雙重失誤，是戰敗的根本原因。同時，由於沒有明確的戰略，結果隻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處有警，便拆東補西，完全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可以說，中國在安全戰略上的目標模糊、搖擺不定，不僅沒有逃避戰爭，反而推動了戰爭的加速來臨，使得腐朽的清王朝陷入了更加風雨飄搖的境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