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善揚惡安倍政權盡露右翼底色

　　近日，日本福岡縣柳川市24所學校的校長接受市教委一名課長級干部委托，向下屬教職員工收集了反對解禁集體自衛權內閣決議的簽名。

　　事情一出，涉事教委和學校立即遭到一些人士的猛烈抨擊。有人認為這一行為涉嫌違反日本教育公務員特例法第18條——關於限制教職員工參加政治活動的條款。在外界的壓力下，該市教委承認了相關事件的存在，並在例行會議上對涉事校長進行了口頭提醒。對此，安倍內閣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表態稱，福岡縣教委和柳川市教委應盡快查清事實並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日本某右翼媒體也發表社論附和，“學校不應被政治利用，國民對教育的信任不應被辜負。”

　　孤立看待這一事件，很容易被安倍政府貌似法治公義的表象所迷惑。然而，在這種“華麗外衣”下，一些否認侵略的歷史教科書獲得日本政府審核通過，隻字未提侵略史實的歷史教輔書在連鎖書店裡大行其道，右翼團體發起的鼓吹修憲、抹黑他國的集會活動在日本各地公立設施暢行無阻……

　　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國內的反戰言行被壓制、被抹殺的情況卻屢見不鮮。今年2月，東京都美術館迫於壓力撤下了“現代日本雕刻家展”中批判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的藝術作品﹔7月，群馬縣政府以存在政治爭議為由，拒絕為縣立公園一處強征朝鮮人受害者紀念碑更新手續，並要求撤走紀念碑﹔本月早些時候，在市長橋下徹的壓力下，大阪國家和平中心原先展示的“侵略亞洲”板塊內容被“從戰爭焦土中復興”所替代。

　　人們不禁要問，法理道義在日本一些政府人士和右翼分子眼中是否只是任人擺布的玩偶？難道美化侵略歷史、擴大“自衛權限”、突破和平憲法就對得起“國民對教育的信任”？

　　安倍政府種種自相矛盾的表現，不僅引起了國際社會的警覺，也讓日本國民逐漸認清了其危險的本質。日前，安倍又調整了其內閣組成人員，新內閣19名成員中，15名是右翼團體“日本會議”成員，安倍還明確賦予首次入閣的新防衛大臣江渡聰德“進一步解釋好防衛政策”的任務，並提出將防衛副大臣編制員額由現在的1人調整為2人的行政組織法修正案，目的是推動行使集體自衛權法案在日本國會的最終通過。難怪日本在野的社民黨黨首吉田忠智在評點安倍新內閣時說，安倍“改造”內閣前，應該先“改造”自己。

　　事實上，安倍政府從成立之初就右傾色彩十足。日本右翼勢力與政治權力實現“高端”結合后，助長了現在日本社會的排外狂熱和種族歧視言行，以及公然歪曲歷史的社會風潮。不久前，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就日本種族歧視、慰安婦問題等表示重大關切，“病根”也正在於此。

　　要和平不要戰爭，要合作不要對抗是當今時代的潮流。安倍逆歷史潮流在右傾化的道路上暴走絕沒有出路。面對一些“刺耳”的反戰忠言，與其處心積慮、費盡周折予以打壓，不如反躬自省，看看是不是走錯了方向。

(來源: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