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痛：指揮體制比較視角下的甲午戰爭

北洋水師“平遠”艦

開場白：甲午戰爭爆發120年來，有關反思和分析文章浩如煙海，但更多地集中在對中日改革對比、現代化進程快慢，以及相關歷史人物分析上，對戰爭的反思，則過於宏觀和籠統。本刊特約海軍航空工程學院海軍研究所所長蘇小東、人文社科系國際政治與軍事教研室副主任張勇，帶我們重新審視這場戰爭，從紛繁復雜的歷史事件和戰爭歷程背后，分析中日勝敗背后兩國在軍事體制上的差別。

清朝軍事指揮體制

近代化形式大於內容

主持人：19世紀中葉，中日兩國幾乎同時開始學習西方先進軍事技術和軍事制度，甲午戰爭可以說是兩國“學習成果”的大檢閱和大較量。對於中國的失敗，多年來學術界分析的原因很多，但很少看到從軍事指揮體制這一角度來闡釋的文章，兩位是海軍史方面的專家，能不能幫我們分析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張勇：甲午戰爭是兩支近代軍隊的較量。近代軍隊與冷兵器時代軍隊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指揮體制的大變革。這一變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由統帥直接指揮發展為將帥和幕僚集體指揮。由於軍隊不斷向步、騎、炮、工等諸兵種合成化方向發展，負責指揮的跨度和層次不斷增加，幕僚機構不斷擴充，職能分工越來越細。二是指揮職能發生轉變，指揮關系更趨復雜。在作戰中，將帥和幕僚的主要職能已不再是親自上戰場?殺，而是要不斷掌握戰場情況，並分析判斷，定下決心，發號施令，及時組織作戰力量投入戰斗。三是通信手段變革。除原有指揮手段外，有線電報技術的出現，大大提高了指揮效率。

由於封建體制，在甲午戰爭前，清朝的軍事自強基本停留在武器裝備近代化的階段，不可能也決不允許軍事制度變革，實現軍事指揮體制近代化。清朝軍隊在甲午戰爭中陸上、海上接連失利，正是先進裝備同落后軍制之間矛盾的大爆發。

蘇小東：從表面上看，清王朝設立了中央層次的軍事指揮機構，比如軍機處、海軍衙門等。但往往形式大於內容，在戰爭中並沒有發揮出應有的軍事指揮職能。

在君主專制制度下的中國傳統軍事指揮體制中，軍權一向集中在皇帝手中。1889年，18歲的光緒皇帝開始親政。慈禧雖然撤帘歸政，但其權威仍凌駕於皇帝之上。1894年又值慈禧太后60大壽，她期待的是隆重的慶典，而不是戰爭。光緒帝雖已親政，卻一直無所施展，所以面對日本的挑舋，這位年輕的皇帝堅決主戰，想在反侵略戰爭中有所作為，但他的知識和能力都十分有限，既不了解世界大勢，也不懂近代軍事。

秉承皇帝旨意辦理軍機事務的中央決策機構叫軍機處。軍機大臣是皇帝選定的，少則3人，多至10余人。但是軍機大臣們都是兼職，且都是文人，對軍事，尤其是近代軍事非常陌生，甚至是一竅不通，處理軍務時也沒有相應的軍事主管部門來支撐。所以，軍機處這一機構並不能使清朝最高軍事指揮體制有什麼根本性的變化。

張勇：我補充一點，熟悉清朝歷史的都知道，言官對朝政有很強的影響力。尤其是晚清，曾國藩、李鴻章等晚清重臣都吃過言官的苦頭，連皇帝都要忌憚言官三分，尤其是可以“風聞奏事”的言官。“言官”是中央監察機構都察院官員的統稱，他們以整飭綱紀為職，掌糾察內外百司之邪正，即使所奏內容不實，也不會加罪己身。隨著中日沖突的不斷升級，這些遠離第一線的言官們與其他主戰派官員相互配合，上奏發表意見，而他們集中點評和糾劾的目標之一就是北洋海軍，並直指提督丁汝昌，甚至是李鴻章，給皇帝決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輿論影響。

蘇小東：再說海軍衙門。清朝的海軍衙門1885年10月成立，內設管理海疆、款項、船政、器械的四個部門。吊詭的是，海軍衙門就是不管海軍軍事，加上其職員沒有熟悉海軍業務的專業人士，因此，頂多是一個名義上的海軍指揮管理機構。

因此，雖然中央層面有所謂的軍事指揮機構，但清朝軍隊根本沒有建立一個適應近代戰爭的、集中統一的全國性指揮體制。作為陸軍主力的湘淮軍及后來的練軍，都由各自將帥統轄。四支海軍也分歸直隸、兩江、閩浙和兩廣總督統轄，層次不明、職責不清、指揮多元化的情況到處可見。比如作為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在戰爭中能夠直接調動的部隊僅限於他所節制的駐防環渤海地區的淮軍和北洋海軍。

主持人：比較而言，日本在中央軍事指揮體制的變革上有哪些不同之處呢？它的先進之處又體現在哪裡？

張勇：1869年，日本在重建的政府機構中就設立了兵部省，統轄陸海軍事務。1872年，日本撤銷兵部省，分設陸軍省和海軍省，陸、海軍省分立是為適應陸海軍擴充發展的要求和提高工作效率，陸海軍的軍政、軍令是通過各自的一元化組織機構實施的。1878年12月，日本設立直屬天皇的參謀本部，統一籌劃指揮戰爭。而且根據軍政分離的原則，內閣無權干預參謀本部的軍事計劃和作戰方略，這一制度使得日本的參謀本部在功能發揮上明顯優於清政府的軍機處。日本參謀本部設立后，即著手改革陸軍軍制，實行師團體制，每個營區的部隊編成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輜重5個兵種，明確各兵種區分以適應近代戰爭諸兵種協同作戰的需要。

因此，日本最高軍事指揮體制的設計之所以優於清王朝，主要是因為它體現了近代軍事發展的趨勢和軍隊建設的規律，有統一指揮和全局籌劃。

陳舊的體制

拉不動近代化戰車

主持人：剛才，我們比較了中日中央層面軍事指揮體制的異同，那麼參戰部隊呢？晚清戰爭頻仍，李鴻章、丁汝昌等將領都稱得上是身經百戰，參戰軍隊的軍事指揮應該相對比較順暢吧？

蘇小東：此時的清朝軍隊在指揮體制上仍然沿襲了幾千年流傳下來的“謀士幕府”制度，各支軍隊的指揮官們一般會雇佣一些幕僚為其出謀劃策，這些人擅長詞章之類，卻甚少懂得指揮協調各部隊、各軍兵種之間的配合以及調動部隊作戰等。

以李鴻章為例，戰時他坐鎮天津指揮，實際上相當於一個戰區指揮官，是中樞與作戰部隊之間的一個指揮環節。但是在他身邊沒有那種近代軍隊司令部指揮參謀的作業，參與戰略謀劃的人都是他所倚重的幕僚。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已年逾七旬，且公務龐雜，冗務纏身，更加無法專注於軍事指揮。另一方面，李鴻章既要堅持自以為正確的應對方略，又要顧忌有權“風聞奏事”的言官以及其他置身事外者的抨擊，也隻能勉為其難地肩負起外交與軍事、籌劃與指揮等多種使命。

張勇：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打仗就是打后勤、打保障。可惜的是，參加甲午戰爭的清軍並沒有完整的后勤部門和統一的后勤體制。后勤供應大權被牢牢控制在各地督撫手中，且互相掣肘，使全國有限的物力財力難以發揮最大效能。后勤體制的不統一，造成了糧餉供給遲緩匱乏，各種武器的種類、型號、規格的參差不齊，醫療救護工作落后，許多傷員得不到及時救治，維修工作滯后，艦船損壞后得不到及時修理等等問題。

蘇小東：清朝軍隊在編制體制上一直沿襲舊的軍制。以淮軍的發展為例，甲午戰爭時，武器裝備已經發生了根本變革，但在編制上仍沿用勇營舊制，既不便於指揮，又限制了軍隊的機動能力。在這種體制下，即使是當時清軍中最先進的北洋艦隊，也逃脫不了宿命，從建立到最終覆沒，始終沒有形成一套較為完善的指揮系統。

北洋艦隊雖然各種艦船配備還算齊整，但並沒有按艦船本身性能合理編組，而是將整個艦隊編為左翼、右翼、中軍、后軍四隊，戰術思想的落后可見一斑。此外，沿海各要塞建立了很多新式炮台並派兵駐守，但卻並未建立海軍岸防部隊，到了后期即便成立了岸防部隊，卻將其編入了陸軍編制，這就直接造成了威海衛保衛戰中陸海協同不力、戰時指揮缺位的亂象。

在作戰的時候，就是丁汝昌加一個外國顧問，再加幾個幕僚和旗艦艦長商量著就開打。戰爭爆發后，在琅威理辭職的情況下，北洋艦隊竟請來了曾是德國陸軍尉官的漢納根作高級顧問。而在漢納根離任后，甚至找來英籍拖船船長馬格祿來幫辦海軍提督，可見當時北洋艦隊指揮體制建設思想的隨意和落后。

主持人：剛才，我們探討了清軍落后的戰時指揮體制，那麼，日本方面又是怎樣的呢？

張勇：與清王朝相比，日本在戰時指揮體制的改革要徹底得多。1893年6月5日，經天皇批准，在參謀本部設立戰時大本營，作為甲午戰爭日軍的最高統帥機構。以參謀總長熾仁親王為幕僚長，參謀次長為陸軍參謀官，海軍軍令部長為海軍參謀官，並設有侍從武官、軍事內局員、兵站總監部、運輸通信部、野戰監督部、野戰衛生部、管理部等職務和機構。按照戰時大本營條例，軍事動員計劃、出兵數量以及運輸計劃等等，完全歸軍事統帥掌管，由大本營決定。日軍的作戰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投送陸軍至中國渤海灣登陸，與清軍在直隸（今河北）平原進行決戰，然后直取北京。要實現這一作戰目標，有賴海軍保護海上交通線、護送陸軍運輸船及協同陸軍登陸，而其核心則是制海權。為此，日軍大本營根據其海軍與中國海軍爭奪制海權可能出現的三種結果制訂了三套作戰方案：

一、若海戰獲勝，取得黃海制海權，陸軍即長驅直入，直取北京﹔

二、若海戰勝負未決，則陸軍固守平壤，以艦隊維護朝鮮海峽的制海權，並繼續運送陸軍赴朝﹔

三、若海軍大敗，則陸軍全部從朝鮮撤退，海軍也退守本土沿海。

日本海軍為適應戰時需要，將“警備艦隊”和常備艦隊進行整編，組成聯合艦隊，內分本隊和第一、第二游擊隊等多個戰術編隊，以便上下一致，有利於統一作戰指揮。大本營要求聯合艦隊採取攻勢方針，通過海上決戰奪取制海權，協同陸軍實現最終的作戰目標。

同時，《戰時大本營條例》中明確規定大本營的參謀應由陸海軍武官充任，文官不當參謀。即是說，戰時大本營是純統帥機關，參與作戰計劃和作戰指導的是陸海軍武官，非武官人員即使是國務大臣也不得參加。這就與清朝軍隊由不懂近代軍事的幕僚們來出謀劃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遲來但並未奏效的亡羊補牢

主持人：戰爭打響后，陸戰、海戰的接連失敗，難道沒有讓清王朝看到在軍事指揮體制上的不足，從而採取補救措施？

張勇：這個自然有。但可惜的是，補救措施姍姍來遲，且沒有真正解決指揮體制落后的問題。

與日本開戰3個月之后，清政府終於決定成立一個戰時指揮機構，叫“督辦軍務處”。明確規定，所有各路統兵大員均歸督辦軍務處節制，如有不遵號令者，即以軍法處置。從其人員構成看，這一指揮機構的功能與軍機處、總理衙門都有重疊，顯然是為了確保軍事決策與軍事指揮的高度統一。但督辦軍務處上有軍機處奉旨決斷，下有地方大員具體指揮，名為節制各路統兵大員，實則沒有號令全軍的權力。所以，在戰局惡化之際成立的督辦軍務處，並沒有成為真正的作戰指揮機構，正如其名稱，不過是“督辦軍務”而已。

蘇小東：而在具體的作戰中，清軍的各級將領從戰爭中學習戰爭的速度也過於慢。在平壤戰役中，不論是葉志超、聶士成的部隊，還是衛汝貴、左寶貴、馬玉昆、豐升阿的部隊，雖然配備了近代武器裝備，但是指揮體制卻停留在冷兵器時代。老驢拉新車，自然漏洞百出，甚至發生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9月4日，衛寶貴的“盛軍夜出哨，與毅軍遇，互疑為敵，遂相攻擊，歷時一時許，死傷頗眾”。反觀日本軍隊，在戰時大本營的指揮下，計劃制定周密，海陸配合默契，進退有序，非清軍可比。

在黃海海戰中，作為北洋艦隊戰場最高指揮的丁汝昌，在戰前沒有指定自己的代理人，特別是沒有指定自己的代理旗艦，因此，當戰斗中丁汝昌受重傷后，北洋艦隊幾乎始終在無統一指揮的狀態下分散作戰。直到戰斗基本結束時，才由“靖遠”艦管帶葉祖珪主動升旗代替指揮。此次海戰持續四個多小時，艦隊的隊形被打亂，又失去了統一的戰場指揮官，就這樣同始終保持戰斗隊形和統一指揮的日軍艦隊對陣，勝負成敗，立見分曉。在后期的威海衛保衛戰中，這種無統一指揮、無戰術配合、無軍種協同的情景又一次在清軍中上演。可見，軍事指揮體制的落后，是中國甲午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稿件來源：《當代海軍》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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