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日本患“右翼暴走症” 滚雪球式扩军备战

日本自卫队坦克群演练

日本自卫队夺岛演习

侵略战争结束70年后的今天，日本政府又忙于扩军备战、祭奠战犯等一系列不适宜言行，不仅严重冲击了当今国际秩序，使亚洲各国陷入外交与安全困境，更颠覆了其本国宪法精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战后的改造是不彻底的，军国主义余毒蔓延、在“和平宪法”上留后门、滚雪球式的扩军备战，是今天日本患上“右翼暴走症”的三大病因。请看科技日报特约专稿——

军国余毒 感染全身

二战后，军国主义余毒在日本并未得到彻底肃清，还像病毒一样发生变异，产生了诸如“新国家主义”等新型“毒株”，侵蚀着日本社会的肌体。目前，这些“毒素”已渗入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并有不断蔓延的趋势。

在精英层面，政要悼念战犯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威信，并将这个国家引向死路。东条英机等作为二战罪魁的甲级战犯，不仅牌位供入靖国神社，年年香火祀奉，甚至遗骨也被保留下来。静冈县伊豆山上，立有一块“七士之碑”。该碑立于1959年，下面埋有甲级战犯七人的骨灰，碑文为前首相吉田茂所书。后又有军国主义分子在“日本中心”爱知县幡豆町三根山顶建了“殉国七士庙”，时任首相岸信介为之题词。靖国神社、七士之碑和殉国七士庙都是军国主义的象征符号，设立并参拜此类纪念物，在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意两国是严重违法行为，但在日本却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这种看似不可理喻的举动背后，却有着右翼的政治逻辑。他们不仅要将改头换面的军国主义构筑为日本的“国家精神”，而且还要通过参拜活动实现其现实政治目的——对内可表明政治立场，并借机整合右翼势力；对外可试探国际社会态度，为推行新政策判断风向。至于这种行为是否会给日本带来不良国际影响或对日本社会造成深层伤害，则完全不在政治精英的考虑范围内。这种短视，极为可怕。

在民众层面，教科书和大众媒体经常性隐瞒、歪曲历史、误导公众。不尊重史实的历史教科书，只会令未来日本民众形成狭隘的历史观。然而编纂者与负责审查的教育当局却无视这种危害，泯灭良知去迎合右翼势力的需要，信口雌黄、捏造事实，为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累累罪行翻案，甚至为其歌功颂德，诡称发动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这对日本青少年一代的毒害是不可低估的。大众传媒为博眼球，罔顾媒体职业操守，对历史泛娱乐化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不少影视作品为创造戏剧效果而颠倒黑白，却受到日本观众的追捧。上述情况说明，虽然绝大多数日本民众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性，但普遍对政治漠不关心，往往又不能抵御娱乐对是非标准的侵蚀。这就给右翼政治主张的传播提供了空间，使得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成为可能。

和平宪法 “后门”大开

虽然《日本国宪法》的指导思想是和平主义，其制度设计也避免了军人干政的局面发生，但美国出于冷战需要，保留了天皇制并默许日本不去深入反思二战罪责，使得军国主义的阴魂始终不散。宪法条文措辞暧昧，不仅没能发挥抗体的免疫作用，反倒隐藏着通往军国主义之路的“后门”。

后门之一，避重就轻，批政府不批军国主义。宪法序言将二战罪责归咎于“政府的行为”。实际上，战争是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皇权专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仅仅是一个工具。所以，不深挖根源、彻底批判军国主义思潮与专制制度，就不可能避免战争悲剧重演。二战结束后，德国将所有希特勒专制时期发布的具有纳粹思想的法律全部废止，并制定了反纳粹法律。与之相比，战后日本似乎并不关心政治思想的影响，只是笼统地宣布与“主权在民”原则相反的一切宪法、法律、法令和诏敕无效，没有同军国主义彻底划清界限。

后门之二，重天皇，轻国民。“和平宪法”虽然规定天皇“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但此条款缺乏效力，形同虚设。而把有关天皇的内容放到了第一章，目的是强调天皇先于国民，是日本国与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这就很容易被右翼势力所利用，成为“皇道政治”的依据。

后门之三，修宪门槛低，而且所有条款都可以改动。只要经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由国会提议，并在国民公投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票，修宪案便可通过。这样的修宪门槛确实不高，只要满足上述条件，“和平宪法”会瞬间变身“战争宪法”。德国现行宪法则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第79条第3款规定，宪法第1条和第20条（涉及人民主权、联邦制、法治、社会福利等基本原则）不得修改。日本宪法中没有类似条款，是无意疏漏还是为了来日“翻盘”的苦心经营？

后门之四，公民没有“抵抗权”。日本标榜自己在宪法上以美国为师，实际上只学了些皮毛。美国《独立宣言》明确规定“政府须经被统治者同意”，支持公民抵抗恶法，维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日本宪法则没有相关表述，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的主权者地位。比如《特定秘密保护法》严重损害了日本民众的知情权，但民众却不敢反抗，真是“和平宪法”的莫大悲哀。

后门之五，政府有权解释宪法。宪法解释权在谁手里，谁就是实际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日本，宪法解释权属于政府，国会虽然名为立法机关，却很难对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督。法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更处于边缘化地位，甚至不能干预政府明显的违宪行为。这是导致“和平宪法”失守并逐渐沦为一纸空文的根本原因。爱德华·柯克的名言“一个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识，日本政府利用宪法解释权践踏“和平宪法”，恰恰是一边当法官一边犯罪。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是以政府意志代替法律意志的典例。

五大“后门”，使得“和平宪法”形同虚设，无法阻拦右翼的“暴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