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清朝統治者的遼東祖陵已落敵手,怕遭羞辱,內心恐慌。甲午戰爭中,清政府之所以將大批陸軍調往遼東而不是守衛日軍主攻的北洋水師總部,難以啟齒的原因正在於此﹔二是清朝經營北京已兩百多年,搜刮珍寶無數。古玩字畫等小物件方便帶走,可紫禁城、頤和園、圓明園如何攜帶?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眼看著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毀,以慈禧為首的清廷統治集團已遭心理重創。此時,絕難再承受“割肉”之痛﹔三是經歷過太平天國“誓殺清妖”的內患,清廷對深入漢地心有余悸。
說到底,還是心病!遷都再戰,清朝統治者不僅將損失大量財富和珍寶,甚至有可能動搖其統治根本。所以,清廷權衡再三,選擇接受強盜的勒索,賠款割地,以此將戰爭失敗的代價轉嫁到全國百姓頭上。
此時的李鴻章,已在大辦洋務中發了大財,留美的洋務要員容閎說,李“絕命時有私產四千萬兩以遺子孫”,其中,有相當數量的銀子當時就存在“日本茶山煤礦公司”。所以,李鴻章害怕繼續與日本開戰會致使自己劣跡敗露、身敗名裂,於是,便不顧當時的紛紛朝議和千秋罵名,上下聯手,力排眾議簽下合約。
事后,李鴻章說自己是清朝的“裱糊匠”,把亡國的責任推給體制,后世的有些學者還為李鴻章翻案,說他不過是按照上面的意思辦,是“替罪羊”。李鴻章的自我辯解和某些學者無知的同情其實蒼白無力,因為,李鴻章就是晚清統治階層的縮影,他身上折射出的就是歷代封建王朝頹廢的“死光”。
在眾多反思甲午戰爭的文章中,不乏關於裝備落后的論述,多是說北洋水師多年未添一艦、沒有速射炮,等等。這個理由即便成立,也隻能為甲午戰爭中黃海海戰不分勝負的結果作解釋,可是,另外四場陸地、陸海戰役如何解釋?
牙山之戰中,日本隨軍記者山本忠輔這樣寫道:“牙山是其根據地,本以為要背水一戰……豈料到牙山一看,他們竟丟下幾十萬發彈丸、六七百袋軍糧逃跑了……嗚呼,憑此等羸弱之兵還欲在弱肉強食之世界夸耀獨立,妄想將朝鮮作為屬邦與我國一爭高下,實在是愚昧之極,令人忍俊不禁。”
《日清戰爭實記》寫道:“支那大將身形高大、力氣超群,貌似可指揮三軍,然一旦開戰就變成弱虫一條,尚未聽到槍聲就已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婦女衣裝,企圖蒙混過關。”說的是清朝陸軍主將葉志超。
再看陸地決戰的一個例子。同一部書中這樣記載:“大連灣陷則旅順無援,旅順落於我手,即可長驅直攻直隸。”日本看到這一點,清朝也看到了這一點。旅順口炮台防御工事從1881年開建,沿周邊山勢修筑海陸炮台數十座,配備的全是從德國購買的最新克虜伯后膛大炮,口徑從80毫米到240毫米,一應俱全。
1887年,“地險水深,山勢回環”的大連灣炮台也開始修建。由60余座炮台要塞群構成的旅順口和大連灣防御體系,因地勢險要,火力強大,被稱為“東方直布羅陀”。如果單從軍事防御角度看,即使清軍在其他方向的戰役都失敗了,也應該在這裡贏得一場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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