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为何长期未获中共信任【3】

　　西安事变前后，杨虎城也未获得延安的彻底信任

　　1935年，杨虎城对中共态度冷淡，毛判断“杨怕蒋特甚，一时当难建立积极关系”。1935年，随着中央红军长征北上陕西，中共殷切希望与坐镇陕西的杨虎城部改善关系，以便自己在陕西立足。

　　同时，毛泽东分析认为杨虎城所辖“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南京。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有反蒋抗日思想。这支非蒋嫡系部队，受蒋排斥。蒋把他们驱上反共战场，是想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他们与蒋的矛盾不可调和”。因而，联合杨虎城共同反蒋还是很可能的，为此中共采取了两大措施。

　　一是停止暴动。1935年2月，中共中央局派汪锋由上海回陕时指示说：在杨虎城部的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中央局的指示不能起义，要留待将来红军进攻大城市时再行动。那时，搞里应外合，能起更大的作用”。

　　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代表红军与十七路军谈判，指示说：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国内政策要作适当的调整。

　　1936年9月，周恩来指示汪锋：“抗日要联合多数。凡是同我党素有来往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就不在其中搞起义、搞兵变、搞分裂、搞瓦解，而要做好团结的工作……对杨虎城的部队，只能搞团结，不能搞分裂，更不能拉出队伍合到阎（揆要）团来，我们绝不背着杨虎城把他的队伍拉出来扩大红军。”而此时距离西安事变的发动仅剩三个月。

　　二是利用杨虎城与蒋介石、张学良的矛盾瓦解他们的关系。毛泽东、彭德怀于1935年12月5日致信杨虎城说：“张学良卖国成性……乃闻阁下之孙、冯两师，亦由陕南向陕北开进，诚不识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则鄙军并无问鼎长安之谋。如言进攻红军，则不计何立中、刘翰东、牛元峰、沈克等之惨败，宁不计唐嗣桐， 张汉民之覆撤。如言陕西，则阁下卧榻之侧，眈眈者究是何人？蒋介石四十余团久已深入陕甘，张学良主力近更陆续入陕。邵力子手无寸铁，阁下已炎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国或张学良手下任何一人，则阁下之靖绥主任、地方权力，当有存乎？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孙蔚如能保其不为冯钦哉第二乎？”

　　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密友杜斌丞的信中也告诫杨虎城说，陕甘地方势力，如果不跟红军合作，则必然完全受蒋、张控制，以致尽失容身之所：“蒋、张势力布满陕甘，杨虎臣先生如处瓮中，举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险情形不可言论。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臣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历史图存之根本之计。日本军力现已发动平津，控制之后，转瞬即及山陕。蒋虽让出陕甘地方政权于张学良，但蒋之四十余团兵力仍实际的控制陕甘。张学良主力入陕，一面固为对付红军，一面实欲对付虎臣先生。臣榻之侧，势浃然也。如得先生居中策划， 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臣先生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东北军中如沈克等，均应与之联合。甘肃邓宝珊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闻先生与之有旧，能为先容，曷胜祷企。”

　　然而，杨虎城此时对中共虽然多有照顾，但对中共的这些示好举动却并不感兴趣。1935年底，毛泽东派汪锋去见杨虎城，杨似乎有意不与中共中央发生任何关系，表现得非常冷淡。1936年4月中旬， 毛泽东又派王世英去西安找杨虎城，杨竟推诿不见。这些都使中共领导人对杨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毛泽东断定：“杨虎城怕蒋特甚，一时当难与我们建立积极关系。”

　　据中共特使王世英后来回忆说：实际上，杨虎城封存有两大疑虑：一是“害怕暴露，因为他部下有一个师长叫冯钦哉，同蒋介石有勾结”。还“害怕与我建立合作，其部队群众为我争取，及害怕蒋发觉而迟缓。杨胆子很小”。二是“因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与十七路军曾订有互不侵犯协议，红军片面毁约，杨恐共产党不能遵守信义”。杨虎城的态度与当时一批试图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的地方军阀相似，他们一方面到处给自己留下后路，愿意与中共保持接触，另一方面又不愿同中共明确合作反蒋的关系。

　　因此王世英评价说，这种人“凡事谨慎机警，鬼心眼儿特别多，深恐上当，于己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摊子搞光，地位弄丢”。